在进入学校体制之后，人类的教育行为被纳入“课堂”这一固定时空之下。长期以来，课堂被认为是教师与学生“共享”的同一个时空，这一点似乎从未遭受怀疑。但是，放下空间问题不谈，20世纪关于时间的思考，迫使我们对课堂时间的一致性提出质疑。本文试图揭示师生在课堂时间经验上的不一致，并把这种不一致归结为教育行为中的知识永恒性与知识发生的经验过程之间的不同，即同一课堂上始终存在着教师的共时性时间与学生的历时性时间之间的张力甚至对立。以此为基础，一系列教育实践问题将会得到新的回答。 一、时间的数学化与祛数学化：关于两种时间的哲学问辨 康德指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知识发生的两种基本结构。[1]近代以来人类知识的全面科学化，即知识的心理经验进行数学化和可标准化的“客观化”转述是以时间本身的数学化为前提的。例如，根据水的比热容可以精确计算出一杯开水在空气中冷却需要的时间，而不拘于这段时间从何时起、至何时止。同样，一堂课所需讲授的知识只要求在大约50分钟内完成，这50分钟同样是可以任凭教师安排而任意截取或替换的（例如上午第三堂课和下午第一堂课是等值的）。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数学化的时间具有一种可预期的先在规定性，它不随个体对时间的内在心理体验的变化而变化，而仅仅是一种客观的早晚位相的位移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数字的或者说数学化了的时间本身并没有发生运动，运动的只是在这个数学秩序之中的早晚、先后等位相的罔替承接而已。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时间本身是不运动的，尽管时间离不开运动。[2] 时间的数学化，是哲学家把整个世界纳入某种数学模型的一种尝试，这一观点起源于毕达哥拉斯。他有志于把万事万物纳入数学的井然秩序之中，以实现人的整齐而有归属感的和谐生活。[3]但是时间的数学化也因此导致一个关键性的悖论：时间必须既是可变的运动，同时又是不变的永恒（aión）。其极端化的情况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困境：时间本身必须不变，因为它是永恒的数学逻辑的一部分；但是时间离不开运动，因为没有运动我们就不可能知晓时间。这样，我们就遇见了一个哲学甚至神学问题：时间在永恒中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永恒（或上帝）要转述于运动着的时间才能向人揭示自身？这是数学化的时间至今难以回答的一个“困题”。 时间走向数学化，有一个技术上的前提，就是时间本身的可计量性和可数读性。无论是最尖端的核电子时钟，还是大致准确的家用钟表抑或更为粗陋的中国古代的焚香计时，都体现了人对时间数量化的默认和利用。但是20世纪以来，随着相对论的提出，“同时”这一时间秩序的逻辑基础开始变得无从证实，由此导致时间的可计量性走上学术的被告席。相对论指出，当空间距离大到足以充分放大时间的“测不准”性（如一光年两端的“同时”就无法加以数学测量），时间背后统一的数学逻辑就开始失去经验基础的支持。这就导致时间的数学化第一次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或者仅仅是一个假设。20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对科学领域的时间问题的新动向给予及时的回应，其成果就是时间的祛数学化。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他注意到，人的原初经验中的时间与刻度化了的、数学化的“客观”时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科学意义上的一段时间“量”与一种“活生生的当下”具有难以弥合的根本差别。这是因为数学化的时间对“现在”的描述只是一个时间刻度轴上凝固的“点”，它与“过去”和“将来”都有着截然断隔的数学和逻辑的鸿沟；但在我们活生生的内在经验中，“当下”不是一个精确而僵硬的“点”，而是一个能够向其边界蔓延扩散的“现在域”（Prsenzfeld）。[4]刚刚结束的“过去”与即将莅临的“未来”，都与当下这个“点”处于某种漶漫渗透之中，“点”从而成了“域”。例如，走马灯是由一张张固态的图片组成的，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匹动感十足的奔马，因此每一张图片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在我们的感知经验中被打破并相互融接。又如，当我们听一首曲子时，“现在”这一时刻点上的乐音，并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物理声响，而是与刚刚过去的那一段乐律、那一串音符语言的生动意义和情感内涵连在一起，组成了我们对这首乐曲的连贯的听觉体验；与此同时，这一完整的听觉体验又与即将演奏出来的后段音乐具有知觉上的呼应性和承接性，因此我们不会觉得后面的乐章是突然响起的或完全出人意料。即使乐曲演奏结束，它的旋律仍然有可能在我们潜在的听觉感受之中回荡，会在我们下意识的哼唱中再现出来（尽管这种再现一定是变形的，这一点对现象学而言十分重要）。所以我们不会指责孔子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说是“不科学”的，尽管他这句话在物理学上确实说不通。反过来，孔子的话恰恰提示我们，一首乐曲不是真正依附于它的物理上或数学计量上的时间“程量”。也就是说，的确存在另一种时间，一种非数学化的时间。因此胡塞尔说，时间是“双重在此”的。[5] 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胡塞尔认为，时间是一条“内在原初体验的河流”。[6]它分为现在、过去、未来三个段落，其中，“现在”不断地沦入深不可测的记忆背景之中，从而形成“过去”；另一方面，“现在”又依靠其“自我极”的先验规定性而能够前摄即将到来的时间体验，从而发生出“未来”。[7]这样，“现在”就成时间之流的核心。但是，不难看出，胡塞尔的推论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恰如黑尔德所指出，“现在”是过去和未来相交又相隔的边界，但是这个边界不是由我们直观地得出的，实际上，我们并不能真的感觉到一个“当下点”（否则又重回时间的数学化），而只能感觉到“过去”的不断辞逝和新的发生不断来临。所以，“现在”其实是一种“思想操作”的结果[8]，或者说，仅仅是一个逻辑上的推论。其二，“现在”如何能够前摄出未来？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假如我们真的能够前摄出未来，那么人必将生活在确定性和自明性之中，这正是胡塞尔现象学的目标。然而实际情况是，人并不总能感到生活的确定性，我们往往处于自身命运的不可预测之中。所以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修正了其老师的观点。他认为，时间的核心不是当下或现在，而是将来。[9]这就意味着，海德格尔一并取消了现在对将来的先验预期和先行规定，而将来处于某种完全开放的、不可预知的不确定之中，所以生活处处充满了令人意外的“惊讶”。[10]人的命运多舛而莫测，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对个人历史负有一种我们自己不曾真正了解却必须承担的责任。这就是当代西方哲学家把“自由”视为一种负担的原因。[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