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认为我们可以用方法代替审议的念头……恰恰是一种妄想。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82)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1-0034-10 方法是教学的核心，这一点众所周知。然而，对于这种观点，无论是根据教学和方法的本质还是根据教育和教学的本质，我们都会提出质疑——用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77/1945)的话来说，它构成了“思想的虔信”。当前，方法占据着教育事业的核心：它规定了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课程计划、我们的教学方式以及我们培训教师如何教学的方式。没有关于“方法”课程的教师教育方案不能称其为教师教育方案；正如没有讲授“方法’，的教科书不能称其为教科书一样；也正如不具备方法论的课时计划不能称其为课时计划一样。简言之，方法已经成为一切教学的意义载体——这是不言而喻的，它得到了彼得·拉莫斯(Peter Ramus,1515-1572)的点头赞同与微笑认可。他在四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通过“方法化”(methodizing)来解释“如何教一门课程”这一当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拉莫斯是第一位方法论者，毫无疑问也是至今最伟大的方法论者。但是，在阐述拉莫斯的方法论思想及以其作为基础的一些假设之前，尤其是在阐述涉及到方法是如何既塑造了我们的教学概念又塑造了教学本身的思想与假设之前，我乐意首先审视一下这一方法化运动给予20世纪的一些馈赠——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馈赠。有时，正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提醒我们的，我们对它如此谙熟，以至于必须回过头来才能重新理解它——也许我们还是第一次体察到它。方法的概念不仅框定了我们的教育思想，而且也框定了我们的科学思想和社会思想。事实上，正如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1986)所声称的那样，方法作为一种思维的有序化的手段——科学的、理性的、有效的手段——已经成为20世纪西方社会的一种范式。杰克布·布鲁诺斯基(Jaeob Bronowski,1978)指出，这种方法具有“原因——结果”的程序性的“本质”，以及由此导致的简化论和可预测性，是如此的强有力以至于我们不能开辟思维的另一条途径——它已经成为我们看待所有问题的一种自然的方式。 美国人很自然地就会把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建立在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 Taylor)的工作之上。泰罗本人曾于1890年代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伯斯里恒(Bethlehem)钢铁厂进行“时间——动作”(time-and-motion)的研究工作。但当我们反观杜威采纳并发展这种方法以适合其实用主义的时候，很明显上述的视角是很狭隘的。我希望开展我自己对方法的探索，其根源可上溯到几个世纪之前，至少可回到拉莫斯(Ramus)和拉莫斯主义。于是，不需要多少绘画艺术的才能，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勾划出一条从拉莫斯到泰罗的直线，如果这条线不是笔直的、线性的、具有因果关系的话。在这一幅画中，泰罗就算不是先驱，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他的工作仍然是基础的，尤其是对于热衷弗雷德理克·泰罗—拉尔夫·泰勒原理的教育者和课程专家来说更是如此。我相信，在泰罗意义上的方法和泰勒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提出的四步课程设计程序之间是很容易让人作出直接联系的，而正是这条泰罗-泰勒轴心线仍然继续决定着我们今天教育规划的方向。这条主线的存在价值已经贯穿于整个现代主义时代。我相信，在我们的后现代主义时代则需要取而代之。 对弗雷德理克·泰罗的批判 早在1890年代末，泰罗(1856-1915)就犹如彗星般在美国灿烂一时，在进步主义时代辉煌燃烧了短暂的时间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归于沉寂。然而，他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他不仅仍然被视为对美国工业景观的影响超过“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阿尔弗雷德·斯隆、汤姆斯·爱迪生和亨利·福特”，而且泰罗主义和泰罗体制已经成为“我们道德的内在组成部分”。法国的百科全书主义者把他们的研究组织工作划分为两个宽泛的阶段——前泰罗主义阶段和泰罗主义阶段，这是很正常的。正如卡尼格尔(Kanigel)在泰罗的传记《一条佳径》(The One Best Way,1997)一书中所说的，事实上在泰罗所能触及到的现代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智力、心理（当然我们可以补充上教育）领域，“泰罗是一个最佳的标准，其它的都要与之对比。”他是“科学管理之父”——这一短语已经刻在他的墓碑上——是泰罗体制或泰罗主义的缔造者。 1898年夏天，泰罗在伯斯里恒钢铁厂2号机械车间所做的事情，就是改变工人的工作方法，把按日计酬改为按件计酬；工人从作为一个群体一起工作而获得固定薪水（那时每天把92磅生铁锭搬运到火车上获得1.15美元），变为基于所搬运的生铁锭数量而按件发放薪水。泰罗所完成的事业使美国的工业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转变了工人的操作方式，这正是因为其“方法”——泰罗方法—利用了“时间—动作”研究去规划、控制每一步骤的详细细节和工人做出的每一个动作的缘故。正如他对亨利·诺尔(Henry Noll)——在他的文章中作为施密特(Schmidt)提到过的劳工所说的，“如此愚蠢……他几乎像一头公牛”——“一个价值高的人就要从早到晚恰当地完成要求他做的事情……正好一直干满一天。而且，不要回嘴，毫无怨言”。这样，泰罗体制的核心便是：把人安置在工作上——施密特是最理想的——然后把他（或者材料，如果要为他设计用来工作的工具的话）推向可利用的极限。找到这种精确的极限或精确的最佳状态是泰罗所引以自豪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工作的“科学性”。他往往把工具和工人一起推向可利用的极限。事实上，施密特被奉为理想的、“价值高的人”，他每天能赚1.71美元而不是1.15美元（因为他的生产率提高了400%）。他也是唯一的理想人物：他是泰罗及其计时小组最初选择的工作人员中的唯一能够以精确的方式，连续进行1100次举起——上台阶——装载的工人，他每天搬运92磅生铁锭。在计时研究中选出的30个人中，有10个是精挑细选的，有5个人是在最后阶段加入进来，只有施密特能坚持下来第一个星期，只有他继续以每天超过45磅的速度装载火车——生产率提高了大约400%。以这一数据为依据，泰罗于是（科学地？）把每人每天搬运45磅作为“标准”，每天薪水1.70美元。尽管对于大多数劳工来说很难达到这一“标准”，但数量众多的按件计酬的工人能够以每吨5美分的薪水装载火车，低于以前每吨10美分的按日计酬。随着利润的增长，管理者喜上眉梢，泰罗及其计时小组（“分析专家”）被拥戴为美国工业的大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