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形象的政策建构

——基于学前课程指南的国际比较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召存,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副教授(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全球教育展望

内容提要:

近十多年来,学前课程发展问题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政策关注,很多国家都纷纷出台和修订了各自的学前课程指南。这些学前课程指南在政策层面上所建构起来的儿童形象值得我们关注。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把儿童作为社会文化性存在、作为关系性存在、作为权利主体和作为积极主动学习主体。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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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与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的课程不同,在国际范围内,学前课程是在近十多年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的积极关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不少国家纷纷出台了其学前教育发展历史上的第一部全国性的学前课程指南,学前课程开始逐步进入政策实践领域。进入21世纪,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在过去这短短十一二年中,又有更多国家颁布了其首部学前课程指南,同时不少国家新修订的学前课程指南也已生效实施。规范学前课程发展成为很多国家不约而同的政策行动,“颁定课程指南成为进一步加强对学前教育管理的基本方式之一”,[1]恰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虽然在福禄贝尔时代就有了所谓的课程指南,但国家层面上的学前课程指南在十年之前还很少,而到今天已经非常普遍了。”[2]学前课程发展似乎正在迎来一场世界范围的政策关注浪潮。

      在这一浪潮中,我们所感兴趣的一个基本话题乃是这些新近颁布的学前课程指南都建构起了什么样的儿童形象(The Image of Children)。儿童形象,或者说儿童意象,即成人世界所形成的对儿童的基本理解和认识,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中和学前教育政策中,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恰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0年的一份关于早期教育的政策短评中所提到的:在近些年,儿童的社会建构性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观点强调我们关于儿童的意象或者说我们对于儿童的理解,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这种建构会和学前教育政策和实践方式有着密切关系。[3]这一点,在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的学前课程指南中也有明确指出:“我们如何理解儿童和他们的学习能力,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对于童年的集体理解中的。我们相信儿童和童年是什么,是通过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透镜得以建构和阐释的。因此,对儿童的期望,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是有差别的。”[4]

      学前课程指南作为为学龄前儿童的学习与发展所颁定的官方正式文件,必然涉及对儿童的理解。如何理解儿童,是课程指南制定的一个重要逻辑起点,从各个国家(地区)所颁定的学前课程指南中,我们可以看出各自之间或隐或显的不同的儿童观,可以看出这些政策文本中所建构起的不同儿童形象。恰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我们对儿童和童年的意象是深深扎根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地域、经济和政治的背景之中的,深深扎根在特定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体系之中的。虽然,儿童期是一个生物学事实,但是人们对童年的理解方式却是具有社会文化决定性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官方为学前教育阶段儿童的学习和发展所颁定的课程指南,恰恰集中体现了某一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对儿童形象的认知和期望。[5]

      当今中国,包括社会价值观在内的整个社会的转型,一方面,使得基于传统社会文化的儿童形象逐渐被解构,受西方教育理念影响的新的儿童形象逐渐得以提倡,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儿童形象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常常以一种隐而不彰但又无处不在的方式对学前教育实践发挥着作用,而新的儿童形象虽然在教育理念层面上被倡导,但要想真正能在社会心理层面上被人们所接纳并确立起来却也并非一蹴而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种儿童形象仍将同时并存并将不断发生着互构。[6]因此,比较不同国家的学前课程指南,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思考如何从政策层面确立更加合理的儿童形象,进而提升课程政策的社会文化适切性和实效性。

      二、作为社会文化性存在的儿童

      在学前教育领域,一直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是,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理解儿童。心理学对儿童年龄发展心理特点的深入研究,为学前教育实践提供了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基础。但这种基于心理学视角对儿童的理解,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课程实践,并非是完美的,一些学者指出了其中的缺陷,如美国著名学前教育专家斯波代克(Spodek,B.)在总结了20世纪中期美国课程改革失败的经验时就曾指出:课程只考虑儿童的年龄心理发展是不够的,而应该超越儿童发展心理理论,引入社会文化的视角,因为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决定了什么才是儿童应该知道的和教师应该教的。[7]因此,在日常教育实践中,对于踏进学校大门的每个儿童而言,其背后都不是真空空间,而是有着丰富各异的具体社会文化背景,这些背景其实就构成了他之所以是张三,她之所以是李四的内在规定性之一。而且这些背景经验对他们学习与发展的影响,可能并不亚于他们的年龄心理发展特点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在课程政策层面上,非常有必要自觉地意识到儿童是来自不一样的家庭社会文化背景,并提供相应的政策规范。

      在考察各国(地区)的学前课程指南中,我们发现不少课程指南已经跳出心理学的视角,转而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构建对儿童的理解。强调还原儿童的社会文化本性,把儿童作为一个追求意义感受的生活主体而不仅仅是要完成发展任务的一个认知主体来看待。这在澳大利亚2009年颁定的全国首部学前课程指南《归属、生活、成长:澳大利亚学前学习框架》(Belonging,Being,Becoming:The Early Years Learning Framework for Australia)中有突出体现。

      它明确指出“本框架的基础是对以归属(Belonging)、生活(Being)和成长(Becoming)为特征的儿童生活的理解。在出生之前,儿童就和他所在的家庭、社会、地域文化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最早的发展和学习都是在这些范畴中展开的,尤其是家庭。儿童在参与日常生活实践活动中,发展起兴趣,建构起他们关于自身的认识与认同,形成对世界的理解。”[8]这充分显示出澳大利亚学前课程指南的逻辑起点主要不是儿童的年龄心理发展特征,而是基于社会文化视角,把儿童放在其社会文化生活中来理解,并以此作为课程框架的基础。其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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