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制定”(Policy Enactment)①最早由英国教育社会学家斯蒂芬·鲍尔(Stephen Ball)正式提出，指基层行动者尤其是学校行为主体对教育政策指令的解码、阐释、转化与再建构，这既不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Policy Enforcement)，也不是自下而上的政策实施(Policy Implementation)，而是不同行动者、文本、话语、技术与对象之间的互联与互动，是动态、非线性的复杂过程，[1]对此政策“制定”进行解释(interpretation)的研究即为教育“政策制定”研究，其区别于将行动者(Actors)作为被动接受者或单纯执行者，仅侧重考察实践行为与政策指令契合与否的传统教育政策执行研究，[2]聚焦于解读行动者将政策文本转化为情境化实践的创造性执行过程，剖释微域中行为主体与诸多元素的互动机理，进以全面、细致的呈现“政策制定”中的复杂境况，继而可供以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改进建议，为其教育理念落实提供指引。2010年，安妮特·布劳恩(Annette Braun)等人《英国中学的政策制定：审查政策、实践和学校定位》(Policy Enactments in the UK Secondary School：Examining Policy，Practice and School Positioning)一文的发表首开教育“政策制定”研究先河，[3]该类研究随之渐而涌现，并逐步发展成熟汇聚为一类研究派别。 较之于其他国家，我国的教育公共政策极为繁荣。自“十二五”以来，国家共出台相关的重大教育政策文件741个，涉及各级各类教育及其活动过程，[4]驱动或控制着教育事业的运行、改革和发展，以致呈现出“教育治理政策化”的中国特色现象，[5]继而为提升我国教育治理能力、建构现代化治理体系，推动教育政策有效践行至关重要。基于此，可为政策运作提供有效引导的教育“政策制定”研究引起国内诸多学者关注，但多是在文献中简要提及此类研究，[6-8]并未将之系统引入。本文意在弥补缺憾，采用文献计量法概览国外教育“政策制定”研究，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其加以整体回顾，分类呈现研究所涉的各类教育政策与行动者，并以之为线索全面、系统梳理其所运用的理论工具及其所剖释的“政策制定”画面。在具象化映现出此类研究进展的同时，期冀为深化我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提供借鉴。 一、文献概览 为理清国外教育“政策制定”研究现状，笔者以"Policy Enactment"为检索项，综合多项文献查找方法，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中搜集相关文献，检索时间为2022年5月，去除会议、书评、主题无关等文献后，共收集136篇样本文献②。在此，施以相应统计分析对文献进行梳理，继而整体呈现教育“政策制定”研究的总体状况。 第一，在期刊来源方面，国外教育“政策制定”研究的载文期刊有64本，发文量排名前10的期刊如表1所示。其中，《教育政策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是载文量最多的期刊，高达12篇，它也是国际上权威的教育政策研究刊物，主要关注对政策制定、执行、影响等多主题、多层次的批判性和理论性研究成果。另外，从期刊分布也可看出，该类研究多刊发在侧重以社会学、管理学视角剖析教育现象的期刊中。 第二，在国家地区方面，样本文献来源于19个国家的研究者，发文排名前10的国家如表1所示。由此可知，此类研究主要聚焦于美国、英国，其次是中东发达国家以色列，其余国家发文量则呈点状分布，这亦反映出该类研究在政策发布频繁、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涌现，且现今研究有着广阔的推广空间。 第三，在发文作者方面，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研究的作者共227位，表1统计了发文量排名前10的作者。其中，并列排名首位的詹姆斯·斯皮兰(James Spillane)与斯提芬·鲍尔(Stephen Ball)分别来自美国西北大学与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而从其发表文献亦可看出两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差异，前者侧重行为主体意义建构，后者强调社会学视角的批判分析。 第四，在知识基础方面，统计分析了共同引用次数最多的参考文献，下页表2对排名前10的文献进行了统计梳理，主要为期刊论文。这些文献是教育“政策制定”研究的经典文献，也构成之后研究的重要知识基础。 总之，透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可知悉，教育“政策制定”研究已相对成熟，并颇具规模，有着一定的研究团队与发表平台。对文献细致计量分析结果的呈现，为后续研究者了解此类研究提供窗口，也为下文对研究焦点、内容的梳理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