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格特·比斯塔(Gert Biesta)教授目前是爱尔兰梅努斯大学公共教育及教学中心的公共教育学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教育与运动学院教育理论与教学方向教授级研究员，荷兰人文研究大学教育学教授，挪威阿格德大学客座教授。格特·比斯塔在荷兰莱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曾任美国教育哲学学会(首位来自北美地区之外的)主席(2011-2012)，欧洲斯普林格SSCI学术期刊《哲学与教育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主编(1999-2014)；现任美国《教育理论》(Educational Theory)期刊副主编，《英国教育研究杂志》(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和澳大利亚《亚太教师教育杂志》(Asia-Pacific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的联合主编。他的研究领域涵盖教育理论与教育哲学、教育研究哲学与社会研究哲学、教育政策、教学、教师教育与课程，以及教育、解放与民主的宏观联系等。 比斯塔被誉为这个时代“最具深沉思考的教育思想家”，其代表作包括《测量时代的好教育：伦理、政治和民主》(Good Education in an Age of Measurement：Ethics，Politics，Democracy)、《教育的美丽风险》(The Beautiful Risk of Education)、《超越学习：面向人类未来的民主教育》(Beyond Learning：Dem-ocratic Education for a Human Future)、《重新发现教育》(The Rediscovery of Teaching)等。因其在教育学术领域的杰出贡献，比斯塔曾获得瑞典乌普萨拉大学(2004)、厄勒布鲁大学(2007)和芬兰奥卢大学(2013)的荣誉博士学位，以及比利时根特大学大奖章(2011)。除了从事学术工作，比斯塔曾担任国家咨询机构荷兰教育委员会成员。 比斯塔的学术根源深受欧陆教育学传统的影响，同时也汲取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杜威(Dewey)、福柯(Foucault)、列维纳斯(Levinas)、克利马科斯(Klimachus)和朗西埃(Rancière)等哲学家的理论养分。[1]比斯塔总能以敏锐的理论视角，深入关注最新发生的国际教育现象，如随着经合组织(OECD)所建构的以国际大规模学业成就测试为主导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不断渗透，各个国家开始重视通过教育测量、考试、问责、市场化等手段来提高教育质量。比斯塔发现目前很多国家将学校教育的任务限定为符合规定的学习结果的高效生产，通过将学生成绩测试、教师效能评估和学校效率评级紧密联系来评估教育的“有效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教育目的的窄化与对学生和教师主体性的扭曲。比斯塔发现目前的教育目的经常囿于工具理性的束缚，过于注重学生的资格化和社会化发展，而忽视了学生主体化的过程。从价值理性出发，“好的”教育目的需在资格化(qualification)、社会化(socialization)和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三个领域内均衡运作。 本次学术访谈在深入研读比斯塔代表性著作与论文的基础上，简要回顾了其学术研究历程及愿景，围绕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运动的反思、多重教育目的再审视、教育中的“学习化”(learnification)现象及其批判、教育研究的发展四大主题进行了深度对话与反思。本次访谈具有三方面的必要性。第一，比斯塔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运动进行了深刻反思，有利于我们更加客观、多角度地审视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运动对教师与教学的影响及其产生的弊端。第二，比斯塔以前沿性的理论视角，批判性地认识了全球教育政策与发展趋势中所产生的“学习化”现象，认为其造成了教育目的的窄化与偏颇。第三，比斯塔认为需要明确研究在教育中发挥的作用，应该重视对教育实践有意义的教育研究，而不是某种“理想型”的研究概念。鉴于国内学者尚未对比斯塔的学术成果进行充分运用，本次访谈可以进一步丰富对其学术研究背景与主要议题的认识与反思。 二、教育研究历程回顾 访谈者：尊敬的比斯塔教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本次学术对话的邀请。很荣幸自2020年开始，我着手翻译您最新的学术专著《教育研究：一项非正统概论》(Educational Research：An Unorthodox Introduction)。首先，您能简要回顾一下您从事教育研究的学术历程吗? 比斯塔：我真的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别的研究历程。换言之，在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所做的事情背后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野心。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也就是1990年-2000年，我以学生似的求知态度，努力研究不同流派的教育学术传统，重点关注更多关于知识、行动和研究的哲学问题。为此，我学习了实用主义，首先是杜威的著作，后来是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著作。这也是对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讨论非常激烈的时期，因此我也试图通过阅读哈贝马斯(Habermas)、德里达(Derrida)和列维纳斯的著作来理解这些讨论。所以我职业生涯的头十年研究是偏哲学方向的，特别是知识哲学和科学哲学。除此之外，我还在批判教育学和课程理论方面获得了北美奖学金。从2000年左右开始，我对公民教育、教育与民主的关系、成人教育和新出现的终身学习的论述越来越感兴趣。从那时起，我的研究中教育主题变得更为核心，比如我对教育中学习语言的批判(见我2006年的《超越学习：面向人类未来的民主教育》一书)，以及我提出的需要参与教育目的问题的案例，这也意味着转向“证据”和对新自由主义教育治理形式的批判(见我2010年的《测量时代的好教育：伦理、政治和民主》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