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3)05-0017-04 历史源于故事，史学的传统和精髓是讲故事。克罗齐曾说，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学。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关于希波战争的大故事[1]。19世纪德国兰克学派强调史料考证，也是为了讲一个能还原历史真相的故事。20世纪中叶“新史学”发展的推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2]，历史学被裹进社会科学化的大潮，特别是“历史学的计量化”，[3]使其“科学性”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学的兴起推动了史学的艺术性的复兴。海登·怀特以经典的康德式语录指出：“历史叙事无分析则空，历史分析无叙事则盲”[4]。历史学从来不能完全拒绝故事，历史的故事性本身也处在历史变化中。故事有时候隐藏起来了；有时候甚至改变了故事本身的叙述形式和情节结构。但无论怎样编纂历史，都是一种意义的体系。只要有意义，就会有目的、有诉说。史家作为故事编排和演讲者因史学认识论批判而得以彰显其主体性，占据台前幕光灯的闪亮位置；而受众却沉默于幕后。让受众出场，让受众发声，可以呈现史学的其他方面和维度。发掘史学的受众面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史学。故事有听众，史学有受众。 一、自我和他者：史学受众的两个面向 故事总是讲给人听的，史家讲故事有直接的听众，有间接的听众。他者是听众，自己又何尝不是听众，事实上自己才是故事的第一听众。这个第一听众有时候完全潜伏，完全没有自觉。特别是即兴抒发或完全沉浸和信服自己的言论时，可能没能意识到自己听故事，自己说服自己的过程。但只要有反思，自己必然成为听众。自言自语也是一种说话和听话，自己说给自己听。有时候这个自我听众比较自醒自觉，意识到自己对自己的对话，意识到自己对自己的说服。这种情形在史家自身的思想认识发生变异、转化时表现得更明显。这其实是史家主体性发挥的关键时刻，是艰难的智力探索过程。这个心灵旅程是史家与过去自我的对话，是史家自我反思和自我认同的升华。史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自我确信，这成为其史学书写编撰的认识新起点。史家是其史学的作者，也是第一读者。史家是史学的制造者，也是史学的消费者。自我是史家的一个影子。史学有自我受众的面向。 史家讲故事不是自娱自乐，往往是娱乐他人，并在使他人娱乐的过程中慢慢说服目标对象接受某种历史意义和历史目的。史学编纂想着听众在有的人看来只是表面合理的建议，实质上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5]但实际上史学逃避不了受众牵引的命运，史家总是冀望与他人就某些东西达成一致，实现彼此的认同。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想着受众，而是怎么处理受众他者的议题。这个他者是个复杂的体系：有专业人士和普通常人的区分；有精英权贵和普罗大众的界限；有国际化追求与本土化情怀的碰撞；有普适价值意义与地方性知识的藩篱……所以关键所在就是史家的战略定位，对目标市场和细分市场的精准把握。突破“小众”转向“大众”是自然正常的战略，但从“大众”转向“小众”，从广度转向深度同样是可行的剑走偏锋，有时可以收获奇效。史家共同体之间需要一种分工协作。就史学现实而言，这是通识史和专业史的问题。日常通俗读物更有可能获得广泛读者的接受，“大众文化”的史学叙述可以收获“民众的发现”，[6]史学之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在于此精神。但史学小众化的发展也是一种取向，所以医学史学能够兴起、环境史学得以方兴未艾，并成为当代史学流派纷呈中异军突起的一股力量。[7]毕竟还有一些专业、有特殊要求的受众存在，少数派也不能忽视，要得到尊重。而且小数与多数也会发生转化，少数与多数的对话往往能凸显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这是推动史学更新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 自我受众有自觉的程度区别，而他者受众同样具有认同程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受众是否真正成为史学的有效受众。即要从受众的立场、角度和态度看待史家编讲的故事的反应效果。历史故事的听众本身具有复杂性，有自愿听故事的，有被迫听故事的；有对故事持认可态度的，有对故事抱反对意见的，也有根本就不在意的。有效受众必须在接收到史家故事的价值意义体系时能够有反应，而且是要有意义的反应。如果听众虽然听了很久的故事，却根本没入心，这样的听众不是有效的史学受众。史学如果借助某种外在权势或其他条件征来大量听众却不能真正让其专心用心关心，那样的史学其实并没能造就多少有效受众，这样的故事讲述不能成为历史声音，纯粹只是机械的空气振动。真正的史学受众必须是能动的，有反应的，即使是不能与史家在某些方面甚至根本方面达成认同和一致。有这样的受众才会有交锋、有对话，史学才会发展，这样的听众才是真正的史学受众。当然，史学追求在对话中实现某种同一，因为史学要求真致用，这是史学的使命，但这种追求既要有大量认同者和追随者，也需要异议者和反对者。 二、求真与致用：史学受众的两个维度 史学受众呈现多重维度。把握史学受众要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他者受众面向的问题复杂性。自我受众毕竟还可以划归史家主体性范畴，而史家与他者受众之间的关系真正意味着史学的存在和效用。史家都会有针对性，有受众预设的进行史学创作。这样史家才能更好发挥主体能动性，讲好故事让历史喜闻乐见得到较好接受。所以历史编纂必然具有受众向度，但对受众的态度和立场会有区别，这种区别决定了史学受众观的对话意识水平和程度。换句话说，史家在说服中到底怎么看待他者听众，是把他者看做是被动的、沉默的，还是把听众看做是能动的、积极的，这实际上是了史学认识论批判的问题。西方历史哲学总的来说经历了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转向，史学对认识论批判达到了更高水平的自省。“在历史学中不首先认识历史认识的能力与性质就去奢谈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也正像是飞鸟要越过自己的影子，是一桩完全不可能的事。”[8]史家及其史学编纂等必然涉及史学认识论的意向。史学受众观是史学认识论的一个方面和维度，可以在一定程度折射史学认识论批判的意识和程度。 史学追求求真致用。史学认识论批判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个问题。“真”与“用”之间具有内在复杂的紧张关系，从史学受众观出发，可以独特地把握到这对关系的独特方面和意涵。史家关注受众，可以有目的有意识有针对性地进行历史编纂以追求受众的接受和认可，受众虽然在史家的视野内，但与史实无关。史实的发现，那是史家的任务和使命，受众只是接受而已。史实在史家的历史编纂中已经完好的反映，这种史实可以原汁原味的传递到受众。史实传递的中介载体就是语言，史家和受众都处在这个语言中。“致用”层面的史学受众观之语言观是一种语言透明论，语言是一种反应机制，语言是通向实在的一个通道。这种语言观基础上的史学认识论是一种镜式反映论的认识论，这种史学认识论的史学真理观是一种“符合说”的真理观。[9]史学的求真致用是一种先后顺序，求真了，才能致用。“真”与“用”不在一个层次。这种史学受众观及其史学认识论大体属于现代性史学的范畴，隐含了透明语言观的预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