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整个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伴随着质性研究的崛起，关于实证的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方法论之争，也逐渐达到了一个更为白热化的程度。然而，在这场如今依旧在持续之中的交锋当中，量化研究原来在教育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是否真正遭遇到挑战？质性研究是否如许多在该领域的学者所认为的，意味着研究方法论乃至方法的转型或转向？本文试图由这一系列疑问切入，对当下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论之争的现实语境、内涵分歧及其意义展开分析，并就两种方法论取向间的鸿沟是否存在不可逾越性进行探究。 一、量化与质性研究之争的现实语境 一般认为，量化和质性之争在本质上是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上的范式之争。塞尔等人认为，量化研究范式的基础是实证主义，它以自然科学为典范，断言所有社会现象都可以还原为代表真实的经验指标。外在的事实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存在，研究者完全可以以超脱对象以及具体情景的方式，利用精确的统计技术和工具获得唯一的“真值”。而质性研究范式的认识论立场则是“阐释主义”的和建构主义的，认为现实是人为建构的并永远处于变动不居之中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情境关联，对研究者而言，现实并不具有先验性，相反，没有人的关注现实就不会存在。故而，质性研究反对实证范式对量化的强调，而是尤为倚重对现实的细微描述，如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① 我国学者陈向明则认为，质性范式作为传统实证主义之外的“另类”，它基于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等理论思潮。② 而无论是“阐释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还是建构主义，究其理论渊源而言，或是来自早期维柯的“新科学”传统，或是来自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等的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传统，或是欧陆的诠释学、现象学以及英国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传统，或是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费耶厄本德的非理性主义方法论传统，等等。因此，所谓量化与质性之争，尽管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一道令人瞩目的学术景观，但是，就方法论意义的争论而言，它可以追溯到更远，甚至从17世纪西方自然科学崛起之日起，两相争锋就已经显山露水，并且在此过程之中，伴随科学与宗教、文化之间的话语歧异，两种范式之间持续紧张的内在张力始终存在，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因为各种社会思潮的涨落和语境的变迁，在表现形式上和程度差异上有所不同而已。 在此，两种范式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差异暂置不论，一个首先需要细究的问题在于：既然冲突由来已久，为何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两种范式间的争斗才进入白热化？要廓清这一问题，就需要对该时期特定的语境展开分析。 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的学术界可谓是一道分水岭。在经过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骚乱以及平权运动之后，西方文化与政治领域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冲动也逐渐缓和，而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等思潮开始抬头。保守主义运动复兴的土壤，原本来自社会生活领域，如美国新保守主义对社会生活中个人责任、家庭责任的价值诉求。但是，它在提出这一系列文化和政策主张的同时，又把矛头指向了自60年代以来明显倾向于边缘群体利益和文化诉求的平等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如教育领域的双语教育和倾向于弱势群体的肯定性行动政策等。这无疑是对于长期以来已经在学术界成为“共识”的“政治正确性”的公然“冒犯”。正是在此语境之中，在80年代已经回归学院安静书斋的六七十年代的“反叛青年”们，当意识到自己再次受到保守主义的挑衅之时，不得不在被动之中仓促应战。由此，在英美国家，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在温和的自由派、激进的左派与保守派之间也拉开了序幕。 这场“战争”原本起源于为众多普通人所恐慌的社会道德危机，但是，最终却导向了学术界是认同共同文化、价值一致性还是认同多元差异的激烈论争。③ 论争双方的焦点议题在表面上是“文化”，实际上却是“文化政治”，在教育领域则进一步引申为阿普尔所谓的“知识政治”，即双方间的争执不仅仅是存在方法论立场的不同，而且还具有浓重的“政治”斗争色彩。如果说此前西方特别是英美学术界，在教育研究领域关于方法论之争还不过局限于受现象学、解释学、新史学等传统的启发，微观分析(如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拟剧论等)对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宏观分析范式的抵触，主观理解对主导的实证客观解释的排斥，强调价值、责任担当的批判理论对强调价值中立的实证研究的责难，那么，20世纪80年代之后，原来在英美学术界并不非常瞩目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因为对微观政治分析有着独特的视角，对边缘话语合法性的认同，对理性的、实证的、中心的宏大叙述的拒斥，则很快为学术界中的温和的自由派和带有批判倾向的左派(如批判教育学)所接纳，并与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思潮结合，从而汇成一个颇有一定影响力的反保守主义阵营。换言之，也正是因为文化与政治领域中的精英论的保守主义复兴，不仅激活了此前已经存在的方法论歧异，而且更为非同寻常的意义在于，它借助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话语，使原来的静悄悄的“战争”开始表面化并在学术领域蔓延，本来无关政治的方法论立场之争因为“文化战争”而成为政治立场的争锋。在此过程中，“文化战争”政治化的客观效果，实际上是放大了原来始终被边缘化的质性研究的声音。由是，在一个颇有声势的后现代语境营造中，教育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由量化到质性研究的转型说也就颇为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