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数量与教育质量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研究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作者简介:
柳光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博士生;邓大松,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祁毓,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将教育质量纳入明瑟收入函数之中,利用2000-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不同层面分别验证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均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影响,相比较而言,东部地区教育质量的收入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教育数量的收入效应大于东部地区,即东、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具有阶段性特点;从不同收入来源的构成来看,家庭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受教育质量的影响大于受教育数量的影响,而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受影响情况却恰恰相反。农村教育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乃大势所趋,这有利于更好更快地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和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因此,在继续做好义务教育的普及基础上注重提高教育质量,并合理配置用于教育数量扩展和教育质量提升所需的教育资源。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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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①,关于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大多数用学校教育年限或完成某一教育程度,即“教育数量”作为分析的重心;一些研究也分析到了某个特定教育项目的质量变化对劳动者收入变化的影响程度,即“教育质量”对收入产生的影响,进行这项研究最早是由Morgan和Sirageldin开启的[1]。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又分别被称为“教育广化”和“教育深化”[2]。目前,大部分研究都是围绕教育数量对收入的影响而展开的,人力资本研究中劳动收入的差异,部分的取决于作为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质量差异。无论是教育的直接经济收益,还是教育所能够赋予的能力,以及更好的公民意识、欣赏和认识更广的文化领域和其他服务领域的能力等[3],能够提高经济效应的水平,这些都是其发挥作用的显现。学校教育和培训能提高个人素质和能力,增加个人在职场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一个获得了更多教育的人,能够有更多地的工作机会和收入。

      但随后的一些研究发现,教育在改善收入分配的同时,还加大了收入的差距。当然,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还依赖于收入的分配方式,但是仅就教育本身而言,其内容和结构的差异也可能对收入产生不同的影响。教育数量的重要性可能并不如之前所认为的那样重要,筛选假说(或文凭主义)认为,教育只是获得文凭和证书的方法,仅仅是一种筛选机制或信号机制[4]。隐藏在教育数量背后的教育质量因素可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对收入产生影响,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本身的关系密切但并不清晰,不同地区额外一年的同等级教育产生的人力资本可能是不同的,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教育质量的差异。教育质量的信号机制和筛选机制的作用可能并不如教育数量那么明显,但其具备更强的生产能力,其所体现“干中学”的能力更强,雇主选择雇员最终的依据不仅是教育数量,而且是教育质量,是隐含教育之中带来的生产能力,这也是人力资本的关键。许多实证研究都表明,教育质量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仅高于教育数量,而且教育数量本身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程度还部分地取决于教育质量的高低[5]。

      但国内有关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研究基本上都没有将教育质量纳入其中,没有纳入教育质量的教育收益率测算方法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对人力资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

      基于此,本文以农村为例,探索将教育质量纳入到教育收益率测算的分析框架中,拟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1)借鉴提出的一个有效教育(effective schooling)概念[6],将教育质量纳入到明瑟收入函数中,构建新的标准明瑟收入函数;(2)从实证的角度验证教育质量和教育数量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并探寻教育质量和教育数量在不同地区收入函数中作用的差异;此外,研究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影响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内在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3)在加入一些控制变量后,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和系统矩估计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4)在结论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改进目前农村教育政策的启示。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数据

      (一)模型设定

      测算教育收益率的模型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收入是由个人的教育和工作经验决定的,模型的基本形态为:

      

      由于我们并不知道方程r(Q)的具体形式,所以本文采用的是最小二乘渐进的办法,假设:

      

      (4)式就为本文实证分析的标准方程,以往的大部分研究用教育数量(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教育,这样简单的处理教育变量之后被很多研究者指出其存在明显的偏误。对此,用有效教育概念,来综合反映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有效教育是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的函数②。

      

      将有效教育变量来代替明瑟收入函数中的教育变量,能够很好地解决本文研究需要。

      (二)数据与变量

      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时间跨度为2000-2008年,包括28个省区,由于数据缺失等原因,重庆市数据并入四川省,数据也未计入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区。由于本文属于宏观层面数据,如无确切的数据,所涉及的数据将采用平均数的形式进行采集。

      1.农村居民收入。在涉及宏观数据的研究中,绝大部分将农村居民纯收入作为农村居民收入的衡量指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标准,农村居民纯收入是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往往成为了研究者分析相关收入问题的一个很好视角。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构成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那么这些差异有多少能够由教育所解释,更进一步的来讲,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分别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收入构成的差异,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阐释。所有的收入数据均以2000年为基期按照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2.教育数量。国内外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是把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教育数量的指标,而已有的统计年鉴中并没有直接列出平均教育年限,为此,本文采用通常的做法,文盲人口按1年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小学教育人口按6年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初中教育人口按9年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高中及中专教育人口按12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年计算,大专及以上按16年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各教育阶段的人口数都来自于《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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