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教育的无效投入，主要是指那些由于决策失误、结构失调、管理不善等多种因素，而导致浪费、出废品、次品、“外流品”，没有给学生或社会带来一定的知识实效的教育投入。据有关资料介绍，全世界每年的教育经费大约有35%（约1200亿美元）消耗在这类没有效益的“错误教育”和由此产生的“无效知识”上。（注：《新华文摘》1998年第12期，第156页。）我国也不例外， 教育的“无效投入”问题相当严重。 （一）教育资源配置不当。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投资比例欠妥。一方面将有限的教育资源过多地投向了收益较低的高等教育，结果使耗费大量教育资源的某些学科和专业的大学生供过于求而被闲置起来，不但造成了“知识失业”，而且还加大了政府的就业压力和失业补贴；另一方面收益较高的基础教育得不到应有的投资，不但教学设施简陋，教学手段落后，就连教师的工资有时也难以保障，致使许多教师连心都不安，那就更谈不上爱岗敬业了。二是高校布局结构不均衡。在区域上缺乏统筹规划，有的地方设校布点过多，并重复设置，有的地方设校布点过少，甚至空白。特别是80年代前期，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校设置审批权下放后，布点不均衡的问题更为突出。一些地区抓住机会，增设了一批新校，而有些地区则一校未增，导致人才需求上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很不均衡。三是学科结构不合理。有些专业和领域供过于求，人满为患，而有些专业和领域，尤其是信息领域和高科技人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缺。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同志介绍：“从近几年高校学生分配情况看，研究生供不应求，而信息领域的研究生更为抢手，本科生基本持平，但信息领域的本科生缺口却很大，计算机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远远不够，95、96、97三年博士不足300人，即使全部分配到高校，平均每个高校也不到半个。 ”四是层次结构严重“错乱”。不仅几乎所有的本科院校都招收专科生，所有的专科学校都招收中专生，而且有的中专学校招专科生，专科学校设本科专业。另外，中专要求升大专，专科申请转本科，一般院校争要硕士授予权和博士受予权的“升格风”，愈刮愈烈。 （二）教育投资效益不高。这些年来，虽然政府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倾斜投向了高等教育，那么高等教育又如何呢？从使用的情况看，投资效益并不高。这主要表现在：1.从高校规模看，“小而全”的问题相当严重。1994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规模2591人，其中本科院校3418人，专科院校1388人，低于3500人的本科院校有400所，占其总数的63.8%。 1995年生均规模在2000人以下的高校有536所，占普通高校总数的50.9%。这几年虽然有不少的高校实行了合并调整，但仍然有不少普通高校规模在3000人以下。2.从师生比例结构看，师生比偏高。不仅大大高于基础教育，而且大大高于国外高等教育，如1990年，美国四年制院校的师生比为1∶15.9，日本为1∶17.4，德国为1∶9.5，英国为1∶8.2，而我国1995年师生比才为1∶7.3，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浪费。3.从物质资源使用情况看，设备闲置严重。首先，从教室的利用率看，据有关资料介绍：前国家教委对北京的5所大学进行了调查，被调查的5 所高校1992年生均教室面积为3.78平方米，其中有3所生均超过4平方米。 专科学校还高，有的生均面积超过6平方米。 几所本科院校生均占有座位数为2.36个，专科学校的生均座位数为3.42个。而美国加利弗尼亚洲立大学生均不足0.3个座位；德克萨斯A&M大学生均不足0.5个座位， 即在美国培养一个大学生所需的教室面积为我国的1／5—1／7。其次，从实验室的利用率看，比教室还低。据调查， 有的高校实验室一个学期中仅8周排有实验课，有课时每个实验室周学时仅8个小时， 加利弗尼亚洲立大学对实验室的要求是：低年级每周应有27.5学时， 高年级每周应有22学时。根据规定，我国理工大学生均实验室面积为8.2—9.0 平方米，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生均实验室面积为0.93平方米，相差8—9倍， 再从图书馆利用面积看，与美国高校比，我们也偏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图书馆的生均面积为1.15平方米，而我国规定生均面积1.82平方米。另外，从仪器设备利用率看，据统计，全国高校仪器设备中有20%处于闲置状态。据有关部门对北京中关村地区部分高校5万元以上的3690 种大型仪器使用率的调查，年均开机率仅为900小时，不开机的约占40 %。（注：《教育与经济》1998年第2期，第12页。） （三）教育质量标准不适应现代要求。首先，在教学方法上，多年来，忽视价值理性和素质要求，重视工具理性。只重视单一的专业、知识、学术本身的技术实用性，而忽视全面塑造人、造就人、创新人的素质性，结果培养的是大批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虽然，曾有好几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的本科教育在我们中国，但那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事，解放后，我们的教育还没有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其次，在教学形式上，重视学术理性的完美性，忽视社会实践性，理论与实践的教学环节严重脱节。尤其是有些教学活动和学术活动过于追求的是形式完美的花架子，结果是钱花了，时间和精力浪费了，无论是与教还是与学都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再次，在教学技术上，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普遍更多使用的是传统技术，如口语、文字、黑板、粉笔、图片、模型和实物等，对于现代技术，如数字音像技术、卫星广播、电视技术、计算机多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互联网络通讯技术及虚拟现实仿真技术等，除少数重点大学外，在其它层次的学校则很少见到，尤其是普通中小学更是不能谈及。现代经济、现代科技、现代教育，要求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落后的教育手段和技术不但无法达到这种要求，就连最起码的教学质量和效率都不能保证。 （四）管理不善。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管理体制上，部门和地方“条块分割”造成学校尤其是高校重复设置、“大而全”、“小而全”、规模效益低、投资效率差。二是在产品质量上把关不严，“水货太多”。如果从表象上看，根据统计数字，我国的大学、中专毕业生和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总量应该令人十分乐观，但实际上“有文凭无水平”者不计其数，这种现象在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尤为突出。近些年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成教和职教无论是入学统考，还是毕业文凭发放，管理都不太规范。因此，考试冒名顶替，学籍档案造假，花钱买成绩、买文凭等现象屡见不鲜。不少的人中学和高中都未曾读过，也能拿到大专、本科毕业甚至硕士学位文凭。成人和职业等教育尚且如此，职业中专和成人中专就更不规范，有的学校招生，几乎完全是为了“营利”，只要学生能进来，至于进来之后，怎么教育，怎么培养，达到什么目标，毕业之后怎么办，概不考虑。有的学生花了上万元，学了3 年计算机，也拿到了相应的文凭，可是到了实际岗位后，连计算机最起码的操作程序都不会。三是在要素投入的技术比例上，消耗性开支过大。几乎是所有的高校，非教学人员大大超过教学人员；有的学校有关部门不注重成本核算，对人、财、物的管理制度不严，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如水、电、财产、设备等；有的学校领导不顾学校发展，巧立名目把预算内资金转到预算外，滥发奖金、补贴，购买和建造超标准住房和购买高级小轿车；有的甚至还利用职权，以考察为名到处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任意挥霍教育资金；还有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所谓“开会”、“评估”、“研讨”、“暂借”等名义消耗和挪用各级学校的大量资金。四是“智力外流”现象严重。据有关资料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有27万留学生出国，而回国的只有1／3左右（注：《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72页。）。另外，还有不少高层次的教学、 科研人才因多种原因，要么“流”出了教学、科研战线，要么“流”到了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