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价值判断与利益诉求，而且改变了人类知识的来源和获取知识的方法与途径。[1]当前，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生活诸多领域都围绕数字技术进行了重组升级。[2]数字技术已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是比较教育研究不可忽视的因素与力量。在面对一个日益数字化的教育世界时，数字化转向为比较教育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考的向度，但它不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全部。本文在分析比较教育研究数字化转向的基本内涵、主要动因及其发展向度的基础上，反思和阐释比较教育研究数字化转向存在的限度。 一、比较教育研究数字化转向的基本内涵 “转向”一般被理解为转动身体和改变方向，进一步引申为人们的立场、观点、态度、信仰等发生了转变。[3]身体的转动和方向的改变不仅意味着我们朝向了新的事物，而且还暗含着视角的转换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因此，“转向”一词既表明研究内容的转变，也指代研究方法、策略乃至研究范式的更迭。数字化转向将“数字”作为一种特定的研究视角和分析策略，使分析和讨论数字化升级(digitalization)的社会意义成为可能，从而为理解和建构现实提供了一种数字维度。[4] 数字化转向为人文社会学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向度。如德国文化学者多丽丝·巴赫曼—梅迪科(Doris Bachmann-Medick)在《文化转向：文化研究中的新方向》(Cultural Turns：New Orientations in the Study of Culture)一书中提出：在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文化概念的翻译需要考虑到新技术带来的挑战。数字化转向特别适合用来说明在文化理论形成的这个特定阶段，整个转向集群正在形成。[5]值得注意的是，她使用复数形式的“转向”(turns)概念，目的在于提醒人们文化研究的未来方向并非一条单行道，数字化转向只是其中之一。 对比较教育研究而言，数字化转向不仅要对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各个层面和要素进行比较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将“数字”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分析策略，关注数字技术或工具对比较教育知识生产、传播及学科发展的影响。借助数字技术、透过数据视角、运用数字思维去分析、理解和反思数字时代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在此基础上提高比较教育的知识生产能力和科学化水平。 但是，我们也要对数字技术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限度保持清醒的认识，避免陷入“教育技术神话”为我们编织的“虚幻的愿景”。[6]数字化转向只是为比较教育提供了一种解释的维度，并不宣称经由这种路径获得的结果具有唯一合法性。所以，我们应“怀着谦逊的态度看待和使用数字转向提供的机会，它所打开的前景并不能证明我们已经能够控制世界及其不规则性”[7]。 二、比较教育研究数字化转向的主要动因 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时代发展和学科自身演进而出现转变，从而预示科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8]。数字时代的比较教育恰逢新的研究方法、策略或范式应运而生之时，比较教育研究进行数字化转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一)外部动因：基于表现的教育问责制度在全球范围兴起 20世纪80年代，在新公共管理主义的影响下，以表现为基础的教育问责制度(performance-based accountability)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新公共管理主义通过放权手段赋予各学校及教师自我决定的权限，要求他们展现优秀成果，证明自身能力，并接受评估与督导，从而获取资源[9]，其目的是促进教育的多样化，扩大公民的教育选择权，加强对教育的治理。这需要政府获得并以排名的形式，公布各个教育机构的表现数据。[10]一方面，政府可以此作为财政拨款或进行问责的依据；另一方面，公众也可借此比对各教育机构的质量从而做出选择。可见，以表现为基础的问责制度十分依赖教育的数据化(datafication)①水平，强调通过“来自标准化的外部测试、其他表现指标以及各种形式的评价和比较的量化数据”进行教育治理。[11] 随着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进一步融合，教育的数据化水平正不断提高，教育治理也日益成为一种数字教育治理(digital education governance)。各国都开始建立以数据为基础、以技术为支撑的数字教育治理体系，通过数字系统实现对教育体系、部门和个人的监管，基于数据进行教育决策、评价和资源配置，从而塑造个体行为。[12]这为提高教育质量国际比较的精确性和科学性提供了条件。 教育治理中的数据化已成为世界各地认识和改革复杂教育体系的主要模式。大型国际教育测评的兴起产生了丰富的统计信息，从而使各国和跨国机构首次能够构建关于教育表现的比较知识。[13]这些数据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资料，为表征、描述、比较和评价各国教育发展质量提供了可能。数据的可比性加剧了全球教育的竞争性，在大型国际测评中获得优秀成绩或竞逐大学排行榜靠前的位置以彰显国家软实力，不仅成为各国教育改革重要的心理动力，而且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比较教育的数字化转向。比较教育研究者需要开发更加精致的测量工具和数据分析模型，以便理解教育数据背后的意义，探寻各国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