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不久，由华东师范大学主持召开的全国首届“教育政策研讨班”于1999年8月6日～8日在上海举行。 会议围绕“全教会”的精神及其对我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影响，对我国一些重大教育政策，诸如教育产业化、民办教育、高校扩招等以及国内外教育政策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等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和争鸣。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教育政策研究的几个问题 1.对加强教育政策研究必要性的认识。与会者普遍认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教育研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根本特征是从着重“是什么”的理论思辩向着重“怎么做”的可应用性发展。具体表现之一是教育政策研究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心，它关心的是怎样的教育政策才是好的教育政策和怎样才能制定出好的教育政策。目前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重点也逐渐向这方面转移，当前我国教育的超常规发展更突出了显示教育政策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一转移与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特点密切相关。这些特点是：第一，大多数教育研究仍是分散性研究，仍然游离于教育决策之外；第二，政府主持的政策研究在研究的规模上，在转换为决策方面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第三，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教育研究成果最终会被采纳而转化成为教育政策；第四，80年代后期，随着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日益加强，促进了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产生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并对政府决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2.对教育政策研究类型的看法。经过讨论，基本同意教育政策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教育政策的过程研究。即研究从确定课题——调查研究——政策的确定到文本的规范化——政策的执行——政策的评估——政策的延续或废止，研究这个过程很有价值，因为缺了某些环节，或某些环节做得不好，就会影响教育政策的正确性；第二类是对教育政策本身的研究，即研究各项政策，针对各种问题来考虑如何制定政策；第三类是研究政策如何出台以及将来可能变成政策的东西。对于第三类是需要我们予以特别关注的。因为我们对于某些政策是如何决定的知道得比较多，但对政策出台的过程了解甚少。这一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即有一些政策的出台是偶然的，有些政策原来在台后的，现在出台了，有些问题早已提出来了，但没有转变成政策，而有些问题却成为政策，究竟是什么因素使问题转换成政策？为什么有些问题虽有大量的讨论，但由于不能引起政府官员的重视，仍然只是问题。对这一类研究予以关注的意义在于：第一，可以使我们对这个问题如何变成政策的过程有所了解；第二，使我们掌握某种方面、某种规律促使有价值的问题早日转换为政策，包括运用某些手段去影响决策人；第三，使我们了解这些政策的决定是哪些利益集团在起作用。这是教育政策的基础研究。如这次民办学校的适当放开，高校扩大招生，这个问题被提出来了，现在成为一种政策。 3.对教育政策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与会者对这一观点持赞同态度：教育政策研究不是仅仅依靠思辩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而应该通过实证性的研究方法进行；不是应当如何，而是实际如何。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教育政策都是实证性的研究，通常都是关于教育政策方面的一种咨询报告，它必须是客观的，既有对政府决策的论证，也应包括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负作用的分析。鉴于此，应进一步加强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的力度。教育政策研究虽然是解决本国现实问题的，但仍应当参照国际经验。关注实际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反思我们的实践。 4.教育政策制定与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问题。为什么对出台的政策，在社会上会产生很大的认识上的差距？对于其原因的看法主要有：第一，目前教育决策基本上还是一种暗箱操作过程，这必然导致社会的承受力与民众的认同出现问题；第二，教育宏观的决策支持系统很不健全，教育科学理论未能及时对教育改革趋势和动态作相应的超前的预测和研究，因此，政策的敏感性、主动性、参与性较差；第三，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性导致一些教育决策出台过于急促。 对影响教育决策机制是否完善的因素，形成的基本结论是：第一，教育决策机制是否完善取决于：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教育政策研究的成熟程度，即教育政策研究能否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否针对教育发展的需要，教育政策不能只满足于“应该怎样做”，而且要回答“可能怎样做”；教育决策的程序，特别是在最后完成之前的程序的公开程度。第二，教育决策分析生存发展的条件是：必须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消除绝对的权威；必须具备相对独立性；信息对等和多样化；了解政策分析过程。第三，教育决策过程的分析涉及到三个方面：决策过程能否再现；决策者及其本身的价值取向和知识背景等；决策内容本身的评价和分析。第四，教育决策分析往往带有自己的价值观，但在研究时，不能首先假设它是完全成立的，然后再研究或证明它是成立的。在作决策分析时，不能带有个人价值观。 提出的建议是：第一，应尽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适合国情的教育理论体系。加速教育政策的宏观研究与理论体系的构建反映了教育理论研究与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了教育政策学科建设的迫切需要。要根据现在教育决策与教育理论研究的需要划分层次，准确地以最重要、最根本的数据为宏观决策提供可靠、科学的决策建议功能。第二，及时地进行跟踪过程的研究，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和准确度。要直接进入决策过程，反映在决策层面，促使其健康发展。第三，教育的科学研究要直接反映在我们的决策层面上，教育政策的理论研究要充分反映新时代的特征，反映出前瞻性、决策性和稳定性，切实加强教育宏观决策与教育过程的紧密结合。第四，决策层要有认真听取理论工作者的声音，保持接受批判的勇气和心态。第五，通过法规制度保证政策研究相对的独立性等。在决策程序上应区别政策研究与政策宣传，“理论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在决策以前应允许更多的参与，决策后应允许内部讨论。在组织上，建立决策咨询机构。在队伍建设上，注重培养新生力量，主张政府机构人员和高校研究人员相互兼职，改善研究人员的知识层次，增强研究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同时加强国内外政策研究人员的交流。第六，提高决策咨询人员的水平，增强其研究分析的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