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贝林与美国新教育史

——兼论《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晨,浙江温岭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教育史,北京 100875;张斌贤,浙江杭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教育史,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伯纳德·贝林是20世纪中期美国新教育史社会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基于以具体历史情节本身的发展来揭示历史事件之间持续相互作用的综合性记叙史的核心史观以及(1)外显历史与内隐历史相结合、(2)历史空间关系中的中心与外围相结合、(3)人们内心世界与外部客观条件和历史事件相结合三种研究原则,在批判美国教育史研究范围狭小、辉格史观和时代错置的同时,在教育是文化代际传递的整体过程的概念基础上,提出了以家庭、社区和教会为中心的构想性教育史及其文化阐释,从而对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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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3)01-0027-08

      一、贝林与教育史转向:《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

      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1960年出版的《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是美国教育史研究在20世纪中期转型复兴时期最具挑战性的批评与评论,它将当时日益兴起的新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观念、方法与框架集中地引入了教育史研究领域,从而奠定了美国教育史研究新观念和新范式的坚实基础。①伯纳德·贝林也因此与库伯莱、劳伦斯·克雷明等著名的开拓性教育史家相提并论,并与后者一起被认为是美国新教育史学的确立者。

      因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进步史观以及教育专业化和教师教育需求和目的的深刻影响,②以保罗·孟禄和库伯莱为代表的美国教育史的早期研究和编撰形成了具有辉格史学特性的固定模式。这一模式以研究正规学校教育为核心,以其预定的线性进步为线索,以固定的正规教学要素为框架,记录不同时期院校、思想及实践的发展轨迹以作为美国伟大公立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的溯源。③这一研究理解模式及建立于其上的教育史课程与教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多重冲击。

      第一重冲击来自以斯坦利·霍尔、贾德、桑代克等人为代表的教育科学与测量运动。这一在工业化背景下兴起的以心理学为基础,强调科学与实践的教育运动推动了教育心理学等新学科、新课程的创立,并引致了对教育史缺乏科学性和实用性的批评,这一状况随之降低了教育史在教育学科和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性和份额。虽然这一冲击背后所隐含的对教育性质和目的、教师素质构成的理解可待争论,但现实的情况是教育史必须反思自身的研究、编撰和教学,才能在这种批评中生存下去。

      第二重冲击来自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教育需求的变化。在当时的潮流下,教育界和教师们对教师能力和素质的共识日益趋向于实用,对教师身份的专业化表达也与教育的人文性质或者自由艺术性质日益疏离,因此,教师越来越注重解决日常教学活动的问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及其实践价值,并且将教师教育和培训与这种直接知识和技能的获得紧密相连。因此与直接知识与技能关系较远的教育史就会受到此种需求和认识的挤压,而面临困境。当时诸多的研究和调查都显现了教师们对教育史价值的轻视和对教育史课程的不满甚至拒斥。④而二战后关于教师教育目标和性质共识的后续变化,即从强调技术和实践转向强调原则,在舒缓了教育史的实用性压力的同时却也使其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整合和竞争态势。

      第三重冲击来自历史、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一方面这一冲击某种意义上与大萧条之后美国思想领域的深刻变化有关。科学、技术、效能等主流观念及制度在价值判断问题面前受到了批评,文化、价值、责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科学和哲学、历史的文化分析或综合分析和价值担当成为更全面思考社会发展的基础。教育史的哲学、社会和文化意义重新获得了肯定,但这种宽泛背景下意向性肯定所形成的机遇实际上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挑战。另一方面,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在20世纪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全面展现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新的社会史、文化史从与以往传统史学不同的内容、方法、叙述方式等方面革新了历史研究,无论是从早期的政治史转向经济史、社会史乃至文化史的各种研究主题,还是方法趋向更为科学或更为社会科学化的量化技术及其批判,还是历史撰写中分析与综合方式的矛盾乃至叙述史学的复兴,以及美国新史学派的兴起和发展等都对试图破除与史学隔绝状况的教育史带来了压力和新的研究方式和方向。

      第四重冲击则是教育史学家自身的反思。实际上教育史学家们对教育史的状况也是心知肚明的,在专业研究兴起的学术背景下,教育史学家们中的有识之士在为教育史价值坚守辩护的同时也寻求着教育史突破的新方向。早在1908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后成为华盛顿大学校长和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主席的亨利·苏扎罗在哈佛教师协会年度餐会的演讲中就指出要将学校与外部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考虑,要将教育当做一种社会研究。⑤1935年柯蒂在《美国教育家的社会观念》中强调了教育制度与社会其他部分联系的观念。1937年汉森强调教育史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方面,因此了解教育制度与文化模式之间的关系就极为重要。⑥在此脉络上,二战后认同此种意识的教育史家们进行了一定的讨论,产出了一些基于此类意识的教育史著作和研究框架,如1947年巴茨的《教育文化史》、古德的《西方教育史》、约翰·布鲁贝克的《教育问题史》,1953年巴茨与克雷明的《美国文化中的教育史》,1956年古德的既描写学校史也描写教育的社会文明史的《美国教育史》等等。克雷明甚至认为1947年也许是“新教育史”课程教材产量最高的一年,有三部用于教育通史课程的著作的出现,这显然是对十年前汉森和克劳夫德⑦等人强烈呼吁的回应。⑧而其中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1951年由盖布里埃尔所提出的由(1)符号交流形式、(2)特定的知识体、(3)各种制度和(4)信仰与观念这四角构成的作为教育史文化研究框架的方法论平台。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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