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3)01-0043-19 一 从神圣性到世俗化 与美学领域以往的所有讨论一样，在如何准确把握审美实践的现代转型这个问题上，依然呈现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形。但无论如何，有一种概括或许相对更加到位，那就是“从神圣性到世俗化”。这意味着要想更好地认识当代美学的嬗变，我们必须引入一个新的概念——“世俗美”，否则我们无法跳出因循守旧的思维模式，让美学思想有效地介入当代审美实践之中。比如在知识论意义上，美学的现代性问题，可以看作“审美存在”这个范畴对“审美实在”的取代。换句话说，就像“诗的本质就是对美的向往”可以看作古典文论的基本命题，“艺术体验是对存在的体验”[1]的说法，被当作现代诗学的一种共识。不过何谓“对存在的体验”？虽然这个问题由于“存在”这个概念被解释得扑朔迷离，而显得令人难以捉摸；但从句法上它与“对美的向往”的区分来看，有一点是相对明确的：也就是由“彼岸”的超验时空向“此在”的生活世界的回归。由此而来的，是神圣美学与世俗美学的范式转型。 在我看来，这才是艺术实践中曾经纠缠不休的现代与古典之争的症结所在。曾几何时，我们早已将艺术视为朝拜的殿堂，习惯于在艺术的苑地仰望美学的星空。甚至就像爱因斯坦所说：“吸引人们从事科学和艺术的最有力的动机之一，是一种渴望摆脱日常生活及其令人痛苦的粗鲁和凄凉的荒芜状态。这种渴望是一种驱动力量，它把身处喧嚣混杂的闹市的居民赶往平静的阿尔卑斯山高处，在那儿他们可以俯视永恒。”[2]但现代艺术却让我们下山，重返人声鼎沸的日常社会。用已故学者夏丏尊的话讲：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总之，凡为成见所束缚而“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与艺术无缘的人”。[3]这表明，如果缺乏对由“日常性”与“世俗美”两者关系的澄清，我们关于美学的当代境况的理解仍将是片面的，所谓“生活世界的美学问题”仍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让我们从一个案例说起。这就是由英国女演员凯特·温丝莱特和美国小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自《坦塔尼克号》后，再度合作的电影新作《革命之路》。 影片讲述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近郊有一个名为“革命山庄”的住宅小区。这个小区内的居民生活安稳，经济富裕，正是标准的“美国之梦”的象征。其中有对中产阶级夫妇，丈夫弗兰克在一家公司做销售员，妻子爱普莉曾擅长写作，婚后为了照顾孩子而放弃了工作。但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渐渐显得陈腐，使她失去了往日的激情。每天早出晚归的弗兰克则渐渐习以为常，对妻子的关心被养家糊口的职责所取代，这让爱普莉心灰意冷。而借酒消愁的弗兰克其实也厌倦了平庸的职员工作，寻找刺激的结果是除了一场乏味的婚外恋之外，生活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一次大吵之后，两人不仅意识到仍互相爱着对方，也都觉得这样的生活不应该继续下去了。弗兰克接受了爱普莉的想法，两人共同为前往法国的旅途做准备。美好的愿景一度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但很快就破灭了。爱普莉拟在巴黎寻求一份秘书工作以独自养家的计划，被她的意外怀孕而搅乱；而弗兰克不仅在心理上对靠妻子为生的安排留有阴影，而且恰好此时公司老板开始认同他的工作，这让他改变了主意。觉察这一切后，执著的爱普莉彻底绝望，她在认真与丈夫告别后，因自己采取人流手段失败而身亡，留下伤心的弗兰克独自带着孩子和回忆生活下去。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关于“美国梦的终结”的故事，却蕴含着关于“我们到哪里去”的思考。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影片并不让人无动于衷，但也并未达到真正令人感动的程度。影片的焦点所在，显然是妻子爱普莉的生命意识与人生追求，打动我们的是女主角超越平庸、追求梦想的渴望。但她的不幸结局与其说是给了我们对“存在之谜”的启示，不如讲是对“生命存在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的反思。虽然影片所表现的对“生活意义”的强调合情合理，但放在“生活大视野”中来看，女主角的不幸结局多少显得有些偏执。换句话说，爱普莉的命运并没有必死的宿命，她完全可以理性地将梦想深深埋入心底，带着一丝生命的悲凉而接受生活的安排，与同样带有某些内疚的弗兰克一起，成为现代社会的平凡人生的一分子。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样的变动虽然会失去戏剧性，却能使这种悲剧性处理更具一种思想深度和内敛的审美力度。 这部影片虽然入围2012年度金球奖，但一无所获，在稍后的奥斯卡评选中更是早早出局。分析其得失不无裨益。比如，导演对女主角命运的这种人为安排，表明了他对这种生活的平庸与凡俗持否定立场。这种结果大大削弱了观众对影片中女主人公命运的同情。这部影片的不足，在于缺乏对“日常生活”复杂性的认识。事实上女主角的偏执昭示我们，一种缺乏梦的生活固然可悲，不惜一切代价圆梦的人生同样可悲。如果说“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市侩主义不具有任何美学价值，但“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至高无上的伦理原则，却是一切审美价值之根。在影片中，女主角置人生价值于生命法则之上，这个抉择让人难以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革命之路》是部新电影，却依然属于传统美学范畴。它所触及的问题，是美学上长期以来所坚守、一直受到维护的“扬圣弃俗”的弊端。 这让我们联想到马克斯·韦伯的见解：那些“极力追求自我完美的‘有教养者’”，常常会因日常生活的惯例性循环而“变得‘厌倦生活’”，他们殊途同归地表现为“永不可能‘对生活感到满意’”。[4](P.57)曾几何时，这种现象被视为超凡脱俗的精神姿态而受到称赞；但迄今来看，这种立场的局限性已十分明显。这可以从日常生活的反面，也即节日生活的价值的双重性来认识。人们之所以热衷于那些有趣的游戏活动，是因为生活的常态是工作而并非游戏。荷兰学者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提出，游戏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与平常生活的空间隔离。换言之，“游戏是一种由于其‘不严肃的’特点而有意识地处于‘日常’生活之外的自由活动。”[5][6]因此，游戏的基调是狂喜与热情，狂欢的狂喜性使之成为游戏的最高形式。但事实上，对狂欢文化的赞扬往往显得过度，因为这是缺乏“狂欢实践”而倍加向往的激进知识分子们的一种理论层面的思考。而对熟悉这种文化的人们而言，他们很容易体会到一点：“狂欢总是对人与世界之间普通正常关系的一种损害。”[7](P.42)以所谓“人的解放”的名义受到理论家赞美的狂欢，每每造成“心的失明”和“性的失常”的不堪后果。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屡见不鲜的，是以狂欢的名义进行的破坏活动与犯罪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