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产生于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产生于人们在生态危机面前的焦虑和建设性热望。生态文学的价值系统产生于人们在严峻的生存境遇当中生态的理解(ecological understanding)和生态的思考(ecological thinking)(1)。为的是促进全社会、全人类良性生态认知系统的建立，为的是让地球生命相对进入合乎生态规律的、可持续的、良性的生态存在。本文拟就生态文学的伦理观、发展观、人生观及灵魂关照进行探究和梳理。 一、生态文学的伦理观 在传统伦理看来，人与自然是相对的两个范畴，文艺复兴时代高举人的欲望；启蒙时代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在进化论观念中，人是由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的高等动物；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理论中弱肉强食的嗜血掠夺是合理的；机械唯物论则强调“人与自然的本质区别，人独立于自然界，而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商人和技术官僚手里“所有的自然创造物都被变成资产：水里的鱼，天上的鸟，地上的物产”。这些传统观念对不同社会阶段和地域曾经和还将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在这样的观念中，在永远高等和永远正确的形象里面，人俨然成了君临大地的主宰者，人可以战天斗地为所欲为，自然界就成了人类心安理得的奴役对象。马克思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2)” 面对生态危机，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在检点和省察人类自身，在警觉人类行为，在寻求更合理和更持久的生态生存路径。这些省察和寻找也就促生了生态语境中的“新伦理”或“修正伦理”(3)。生态文学对生态伦理的表达是多样的、开放的和包容性的，思考也是谨慎的。在生态伦理的视野中，我们至少可以看见以下伦理模式。一是伦理的自我主义(ethicalegoism)。该伦理认为，人们行为的对错，行为的价值意义，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对行为者有利，也就是说，道德和伦理标准是行为者的自我利益。该伦理往往是这些人求得经济利益的自我道德观。该主张基本上不符合生态伦理原则(4)。二是人文主义(humanisim)或人格主义伦理(personalism)。该伦理观关注所有人的人格，关注人的尊严，关注人类自身类别之中的公平与合理，关注的核心是人类利益和人类形象，只考虑“人类”的“好处”。该伦理主张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自我主义”(humanchauvinism)。三是“生物感觉主义”的伦理观。此伦理观认为，人类道德关心的范围应该延伸到人类或人格之外，应该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考虑动物的痛苦和挫折感。但这种伦理观仍然较少考虑动植物本来的、自然的、天赋的尊严和心理意识。四是“生命主义”伦理。此伦理观认为，人们应该停止对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生命的伤害，应该体恤所有生命的生存意志，应该关心所有生命的神圣尊严。这种观念显然更切近合理。五是“完整性”伦理(Holistic Ethics)。此伦理观认为，“万物”都有道德意识，万物都应该成为道德关注的对象，万物都应该在完整统一的一个伦理系统中被指称、被对待。该伦理强调“自然的平衡”(the balance of nature)和“极度强化生态系统”(maximizing the ecosystem)，强调保护生态系统的高度自觉性和责任意识，该主张要保持的是生态系统本来的完整、稳定和美丽(5)。六是“人类和地的未来”的伦理。此伦理侧重于对大地伦理的关注，强调关心万物和大地的未来，关心人类的后代，把大地和现在当做将来和后代的原因、基础和前提，前者丧失，后者必定没有指望。七是“自然律的伦理”。该伦理强调“跟随自然”，“顺其自然”，主要是提醒人们放弃自以为是的相对的、暂时的、有限的理性，提醒人们感知和接受自然的奥妙和规律。八是“有神论伦理”。该伦理认为，世界必然有它的创造者、保护者和救赎者，只有尊重创造主的爱的法则，只有顺从创造者给与世界的和谐规律，人类和万物才有幸福，生态才会呈现在良性循环的恒久系统中。 就近多年生态文学阐发的伦理观来看，人们较多强调的生态伦理的主要方面是，(一)不仅要对人，而且要对一切生命都存敬畏的心。(二)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所谓高级、低级、有害、有益的观念实际上都是以人的需要和嗜好为判断准则的。(三)生态的伦理实际上是一种大地伦理。就是要关照地球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而不仅仅考虑人类这一单一物种的需求。 二、生态文学的社会发展观 生态文学的社会发展观是正常的、良性的和可持续发展的，是遵循生态规律的，是以自然生态的存在为前提的。“发展”观念似乎总是与经济相关，总是被利益算计辖制，“‘发展’的观念一经提出，就忽略了那些不能被计算，度量的存在，例如生命、痛苦、欢乐或爱情。它唯一的满足尺度是增长”。“‘发展’忽视不可计算、不可变卖的人类精神财富，诸如捐献、高尚、信誉和良心。‘发展’所经之处扫荡了文化宝藏与古代传统和文明的知识”(6)。挪威总理布论特兰(Bruntland)在上世纪80年代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人们似乎终于发现，16世纪以来的工业模式经济是威胁和毁灭大自然的，是不能保证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学抵制对大自然进行肆意掠夺、倾轧、侵害和毁灭的败家子式的发展。这种价值观也构成生态文学自觉肩负的社会责任。在面对现实生活中政治、经济、习俗、传统等一系列追求效益、追求速度、追求眼前利益的负面压力时，生态文学揭示发展景象下面潜藏着的生态危机，而这个危机就是不顾生态规律的片面发展导致的。生态文学批判家唐纳·奥斯特提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晰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7)。”法国生态文学批评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认为，控制工业技术时代的人物大多是“有技术无视野”的人，正是韦伯所说的“没有心肝的操作者”，这些冷酷的、盲目的掠夺者在激情昂扬地把我们的社会引向“奋发图强”的“死亡文化”(8)。爱德华·艾比把为发展而发展的国家民族看为“癌细胞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他说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或减缓技术统治的强化，阻止或减缓为发展而发展，阻止或减缓癌细胞意识形态的扩散。”(9)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对增长的地球承担阈值提出了警示，米都斯的《增长的极限》提醒人们说，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大地供应，矿产、森林、草原、土地、河流、湖泊等资源都是有限的，经济增长的要求和压力如果超过地球资源实际能够提供的，那么，这种增长本身就会潜藏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