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44(2013)02-0236-06 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理论不断地进行着孽变与新生，30多年来，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旗帜，反思历史教训，关注现实实践，既强调全球视野，又突出本土关怀，不断加强学科自身建设，在学科发展的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为文学理论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开拓出广阔的空间。如果从文学理论本体角度来看，文学理论在这30多年中的突破、更新与发展，主要表现在：理论观念的不断丰富与变化；研究方法的日益多样以及新学科的大量产生；理论结构逐步调整和更新；许多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和命题被提出；文学理论研究的自觉意识大大增强；文学理论的学派意识开始萌生，等等。[1] 与这些成就相伴随的一个现象或者说一个无法绕过的重要问题是，一方面，中国文学理论呈现出与世界文学理论，特别是欧美文学理论的准同步性，各种新潮理论竞相登场，各领风骚，理论界呈现一派热闹、繁荣景象；另一方面，欧美文学理论的运行情况也很近似地被我国文学理论重复着，因而随着国际理论热潮的退去和所谓“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中国文学理论也进入了理论低潮期。跟着国际理论的大趋势“来到‘后理论’，似乎意味着从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控制的时代走出来”[2]，可是，走出来之后呢？人们发现，文学理论有点像出走之后的娜拉，不知道何去何从了，其突出的征候是理论热点和问题少、理论的社会反响和影响力小、理论研究出现大量的重复性生产和空泛化趋势。 当前文学理论学科因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遭遇到存在合法性危机，出现了很多激烈的否定声音，各种“告别文学理论”、“唱衰文学理论”论调大行其道、甚嚣尘上。这种否定的理由大概是：其一，它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表现为无成型的知识谱系，无规范的概念体系、无明确的研究范围、无独特的研究方法，甚至无基本的问题框架；其二，它是一门不可能的学科，因为它无法达成最基本的共识，即或形成一点共同看法，这一结论也由于马上被现实的文学创作所超越而丧失意义。并且，文学不可定义不可规范，它始终处于变动和扩容之中，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建构，因此关于文学的研究无法形成有效的知识积累；其三，它是没有用处的学科，认为文学理论只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毫无价值，既无益于文学创造，又无益于文学阅读，对学生文学素养的提高也没有什么作用，学生不能通过该学科的学习找到庖丁的牛刀，仍然无法认识、剖析现实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其四，它是不符合国际通则的学科，从国际经验看，认为西方并不存在所谓的文学理论学科和文学理论专业，中国的文学理论学科是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结果，因而没有国际合法性或者说不合国际规则，无法与世界接轨。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很多文学理论界内部或外部人员直接或间接以此来否定这门学科，也可以见到很多不辞辛劳的有关论述。这诸多的诘难和质疑，有些切中肯綮，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有的则为意气之词，但是无论怎样，文学理论已经无法以一种不言自明的形式获得自我存在。理论界因此处于一种迷茫与困惑之中，于是，有人提倡“文学理论批评化”，有人提出“文学理论美学化”，有人提出“文学理论文化化”、“文化转向”，有人主张建立后现代文艺学，有人则质疑它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存在的合法性，索性提出取消这一不太成熟的学科，让其寿终正寝，省得麻烦，等等。由此，“文学理论的边界”、“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诗学何为”、“大学文艺学的合法性”、“理论究竟该怎么教”等问题，成为近些年争论的热门话题。学界五花八门的药方反映出当前文学理论学科发展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问题。文学理论研究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面对这些根本难题该何去何从，值得我们去认真清理、思考、解决。 理论的“凋零”局面和发展困境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解决起来的困难也是巨大的，自然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细致的工作。解决这一学科重大问题的前提是深入分析当下理论凋敝的症结与问题所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危机早已潜伏，向死而生，当前危机的突显其实也意味着新的生机拐点的来临。 一、构建理论的主体性 中国文论长期缺乏主体性，没有自己的理论问题。百年来现代中国文论一直纠缠在东方/西方、传统/现代、政治/审美这样的二元冲突结构中，不同时期占据主导的因素会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无疑是西方审美主义文论成为了主导话语，整体的发展路向自然沿着西方文论的演变路径运动，因而当国际理论退潮或者说当一段时间的输入性繁荣结束之后便失去了方向感，变得不知所措了。这种判断丝毫不是忽视近三十多年来西方翻译文论对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所提供的从观念到方法，从知识谱系认知图式到概念范畴体系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贡献本身还是属于“输血”，而不是“造血”，一旦“输血”机制出了问题，我国当代文论有机体自然就会出现病症，因为作为血源的当代西方文论也已经无血可输。近三十年，被作为新潮文论输入我国的，可不是西方同步的近三十年的理论，而是自启蒙主义以来，尤其是康德美学以降的近二三百年的文艺思想，当然，这其中二战后的新思想、新理论更受关注。经过饕餮式的吸收之后，西方如何还能做到“为有源头活水来”？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新时期一批学者快速成名，而之后的学者成名速度却骤降的现象。快速成名的学者多为翻译引进最新西方文论的学者，但这条终南捷径终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客观地说，从整体上看，在翻译的基础之上真正融化、吸收西方理论和本土经验，独出机杼、自成格局的学者寥若晨星，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也因此未能形成自己的主体性。并且，新时期以来的文论翻译从很大意义上说是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应和的，所谓寻求文学和文论的现代性，而此现代性也多被定位于西方关于文学和文论的现代性，故而文论翻译也大多集中在西方文论的人文主义审美主义(这里心理主义与形式主义是合流的，都是随着语言学转向之后所谓“向内转”的不同层面)一脉。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中断了新时期以降文论与长期的革命文论之间的血肉联系，即或有之，也多为反向批判，历史中断了。同时，我们很少看到对西方古典文论的大量翻译研究(最近一些年有进展)，对非人文主义审美主义文论的介绍和研究也很少，结果必然造成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偏食和营养不良。西方文论自古希腊以来是无比丰富的，是各种相互斗争相互补充相互激荡的文论流派思潮共生的场域，各种理论也都是基于特定的历史需要而发生和变化的，这种丰富性、复杂性、矛盾性决定了西方文论自身资源的丰厚性和形态的多样性，所以非历史化、单一化的引进吸收只能产生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当代文论资源枯竭的尴尬局面也就在所难免了。我认为，西方文论对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早已超越作为“他者”的意义，文论翻译和研究仍然是值得努力的工作，不但必要而且大有可为，但是，现在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广阔一些，走出审美之城，尤其是应注重西方各个时期文论著述的翻译研究，把西方文论的历史重新建立起来，回到实实在在的历史中去，可以说是学界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