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三次视角下移

作 者:

作者简介:
杜成宪(1954- ),男,浙江东阳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内容提要:

所谓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视角下移,是指在研究中从更多地关注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等宏观层面的内容,转为更多地关注教育的具体实施层面的内容。自20世纪初教育史学科在中国诞生的百十年来,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出现过三次这样的视角下移,构成了学术研究的矛盾运动,促进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也折射出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道路。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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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视角下移,是指在研究中从更多地关注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等宏观层面的内容,转而为更多地关注教育的具体实施层面的内容,如日常的教育过程、民众的教育实践等。自20世纪初教育史学科在中国诞生的百十年来,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出现过三次这样的视角下移,构成了学术研究的矛盾运动,促进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也折射出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道路。

      一

      20世纪初,适应了兴办新式学堂的需要,也深受中国“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中国教育史学科在中国诞生。教育史学科诞生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学科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人才培养,即为师范学堂(学校)培养未来的教师进行专业训练。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起,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由于现实中办理新式学校和新式教育的不尽如人意,出于思考和探索中国教育发展出路的实际需要,学者们开始主动地反思本民族的文化和教育传统,教育史学科的学术研究价值逐渐体现,并为人所重。中国教育史学科诞生早期的这两个特点——教师训练的需要和思考中国教育出路的需要,深刻地影响了学科未来的发展。加之在教育史学科诞生之初,其教材和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取法于转引自日本的德国模式。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注重在宏观层面上对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阐述,成为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主旋律。即以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本中国教育史著作(也是教材)为例,黄绍箕、柳诒徵所著《中国教育史》,其研究对象以学校教育为主,其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教育制度史研究的规范[1](P123)。再以陈青之所著,上卷完成于1926年,全书三卷完成于1934年的《中国教育史》为例,这部起于原始时代而终于作者当时代的中国教育通史,全书的主题词是“教育制度”和“教育学说”,各章节都围绕此而展开[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上述中国教育史研究取向的第一次冲击,来自当时不同的教育史观指导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民主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在教育领域里表现为教育的关注点下移,更多地关注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与教育;从新文化运动时期起,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杜威来华讲学,更将这种传播及其影响推向高潮,“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念流传甚广;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批判旧的教育制度,倡导无产阶级教育,是其教育追求;同时,中国的学术界开始转型,即从通过日本学习西方转而为直接向欧美学习,尤其是向美国学习,引进其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研究,从20年代历史研究和文化反思中的疑古思潮、二三十年代兴盛一时的社会史大论战,可以看出中国学术界思想的活跃、理论的多元和强烈的批判精神,而这一切也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在教育史研究中①。

      以陈东原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教育史观,将目光投向历史事实,注重实证,更关心教育“究竟怎样”发生之类具体问题,力求“逼真”地反映实际的教育生活,反对脱离事实的玄想和思辨,因此,在研究的视野和史料的运用方面有很大开拓,尤其是小说、笔记材料的运用成为重要特色[2];以黄炎培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史观,依据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教育的历史,主张“用全社会的眼光来看教育、讲教育”,要求先将教育的“大史”写成,才能去撰写教育的“小史”[3]。之后,方与严以“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以“生活史”的立场重写教育史,主张“处处着眼于生活影响”,而对无关实际生活的史料则“略而不录”[4](P2),这是将黄炎培的主张推向了极端;以杨贤江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教育史观,批判以往教育历史书写中的统治阶级立场,立志以阶级斗争的线索重写教育史,并力图体现劳动群众的教育活动在教育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5]。

      在教育史研究第一次视角下移潮流中的所有这些教育史观,在政治立场和学术旨趣上并不一致,有些甚至相去甚远,但其共同点是不满足于反映制度化教育发展和著名教育家思想的教育史表现样式,并试图进行“突围”,倡导关注实际生活、关注劳动人民,提倡更为丰富、具体、生动的教育史。显然,这种研究理念对固有研究模式是个突破,在研究的理论、方法、史料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收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教育学术研究的转型和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转型,即从以模仿为主转而为以自主探索为主,从主要服务于人才培养转而为兼顾学术探索,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事实上,这些各具特色的研究共同促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第一个繁荣期的到来。当然,这些主张及其指导下的研究实践也存在十分明显的缺陷,如,一些主张泛化教育史研究对象,过分强调教育历史发展中阶级斗争的意义,不恰当地崇尚劳动人民的教育及其影响等等,对教育史研究也造成了误导。

      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教育史学科的发展面临着与半个世纪前颇为类似的情形,即其首要任务是为重建师范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制度服务。不同的是,所要建设的师范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制度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变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甚而是社会主义的;在学科建设和研究中摒弃“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思想,开始普遍地强调和推行历史唯物主义。于是,在中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中,逐步形成以“政治上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思想上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作为历史评判标准,以阶级斗争作为贯穿历史始终的线索,依傍社会发展史、革命史来表现和判定教育史。在对中国教育史的内容选择和形式表现方面,同样是采用宏观叙述的方式,更为关注制度化教育的实施和主流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重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教育史学科时,参照的样本是前苏联的教育史著作,而前苏联的教育史叙述方式又体现了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学术的特点,如讲究宏观、讲究思辨,可以说与半个世纪前教育史学科在中国初建时所表现的学术特点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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