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两个运动并非渺不相涉 如果放宽眼界，总览中国当今教育改革全景，我们将会发现：新读经运动与新课程改革几乎在同步发展。两者看似渺不相涉，长袍马褂与西服革履各行其是：一个在下，一个在上；一个主要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一个主要借助于现代教育理论资源。然而，仔细观察则不难看出，两者实际上面对着同一个“敌人”——一个亟待改革和完善的中国现代教育传统。 且看蒋庆——这位“当代大儒”、新读经运动(主要是儿童读经)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的读经宣言： 近世以降，斯文见黜；经书之厄，甚于秦火。学堂废读经，杏坛禁祀孔。于是弦歌声绝，《诗》《书》扫地，国人已不知经典为何物矣！所幸天运往还，斯文重振；经籍复兴；弦歌再起。是编(系指煌煌十二册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引者)之出，正其时矣。[1] 2001年6月，教育部发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为便于教育界对于该纲要的理解与执行，基础教育改革专家工作组部分专家受教育部委托起草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论及新课程改革的背景，“纲要解读”直指已经陈旧了的现行课程观念和课程体系： 教育观念滞后，人才培养目标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思想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部分课程内容陈旧；课程结构过于单一，学科体系相对封闭，以致难以反映现代科技、社会发展的新内容，脱离了学生经验和社会实际；课程实施过程基本以教师、课堂、书本为中心，难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2] 还有学者从课程创新对于理论创新的必然依赖性出发，更加尖锐地指出： 我国的课程创新宣告了“凯洛夫教育学”时代的终结。 课程创新的前提条件是“概念重建”。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学术流派的‘联合国’来促进跨越话语边界的对话”(引自[美]威廉F.派纳等的《理解课程》)。说到底，需要我们不断地挑战自我、更新自我、超越自我。“对于我们来说，以往的课程必须被摆渡到永不回归的彼岸安息，而在此岸的我们，则需要获取新的灵魂。”(引自(美)多尔，(澳)高夫主编的《课程愿景》)[3] 勿庸讳言，无论新读经运动还是新课程改革，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可能还是相当明显且具有爆炸性的。但没有人会否认，中国业已形成的现代课程体系确有改革的必要，很多方面也是非改不可的。因此，在目前，无论是参与者还是研究者，都不要急于对正在进行中的改革努力妄下断语，而应以文化承担意识和更加理性化的态度，兼听旁证，准确把握教育改革的应有方向。 如果不是孤立地看待新读经运动或新课程改革，而是将两者合而观之，我们将不难发现，二者沿着不同方向的同时崛起，实在是自清末以来，中国现代教育的双重发展需要，即进一步国际化与进一步本土生长的要求在当前情境中的新表达：对于新读经运动来说，中国现代课程问题的症结在于斩断了与本国文化传统的血脉联系，因而需要通过与传统进行更加深入的对话，对现行课程进行改造；对于新课程改革来说，现行课程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不能充分反映现代文化、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因而需要通过进一步与世界教育接轨、进一步与世界先进课程理论和实践对话，实现课程的目标、结构、内容和实施过程的现代化。不用说，在教育实践中，上述两种诉求常呈现出紧张甚至对立的关系。就课程改革而言，这种张力关系具体表现为：本土知识的传承发育与外来知识的引进吸收，如何取得有效的平衡？本文仅就新读经运动对当今课程改革的可能意义，做一宏观思考。它所要关注的焦点是：以西方知识范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课程，能否有效传达中国文化的完整意义？如果不能，如何通过对课程结构的调整而加以补救？ 二、以西学范式为基础的中国现代课程体系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特别是进入隋、唐时代以来，选士与育士的联系日益紧密。以经学、史学和文学为核心内容的学校课程设计，体现的是一个完整的文化教育体系，正所谓“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其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4] 所谓“体”，即以儒学思想为主体的根本价值观念；“用”，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文”，即承载着那些价值和实践需要的知识系统。而“文”的本身，就是知识、价值和思维方式的有机统一体。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面对西方强势文化，中国被迫走向了现代化之路。在此种情势之下，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现代化不能不从移植西方文化开始。表现在现代知识和学校课程体系的构建上，就是迅速抛弃传统的知识系统，按照西学的逻辑去建立新的知识、学科范式(我们简称为“西学范式”)。应该说，文化移植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通过移植，我们才有可能按照西方的逻辑去理解西方的思想、学术和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学习其有效因子以为我所用。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知识分类、学科范式并不仅仅是一套抽象的逻辑形式，它本身也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是通过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凝聚而成的抽象形式。这种形式可能会与产生它的文化母体有所悖离，但这种悖离只能在某种程度和某些个别方面上发生，不会严重到破裂二者亲缘关系的程度。正因如此，中国在引进西学范式之初，就存在着文化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