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的正当性之思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庆昌,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太原 030006

原文出处:
教育发展研究

内容提要:

在变革的时代,改革似乎具有无需争辩的正当性,而事实并非如此。理性地审视,教育改革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只有在适当的时机、接受教育精神的作用且源于改革者深层使命动机的教育改革才具有正当性。所谓教育改革的正当性,简而言之是道义和智慧的统一,是道义上的正当性和智慧上的正当性的有机结合。现实教育改革中的行政化、简单化和庸俗化现象,正严重制约着教育改革正当性的实现,不容忽视。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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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变革的时代,教育总处在改革之中。这一方面反映了教育作为社会的组成不能不紧随时代的步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教育中的人自觉不自觉地落入俗套。事实是改革不只是被人们热情地谈及,而且成为教育行政机构及学校周期性工作计划的常规内容。应该说,这样的情形在变革的时代属于常态,然而在这样的常态中也隐藏着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能够注意到“改革”对人们的心理所形成的压力,以致普通教育劳动者听到改革会立即产生惶恐进而消极地服从或抵触;我们同时能够注意到,变革时代的“改革”不只是意欲改善现实的中性的行动,客观上还负载着某种道义。进一步讲,在教育系统进行改革是理直气壮的,即使实际的作为有违常理,在改革的名义下似乎也获得了正当性。结果是,改革日复一日地进行,教育的问题也日新月异、层出不穷。要摆脱这样的状态,我们需要把改革视为一种专业行为进行技术的思考,同时更有必要把改革作为一种道义性实践进行反思。本文主要关注以下问题:(1)教育改革是否具有天然的正当性;(2)教育改革的正当性意味着什么;(3)教育改革正当性实现的现实阻抗有哪些。

      教育改革的正当性是有条件的

      正当性是人文性的规定,根底上是人的一种内在感受,是人对客体化的行为所进行的利益和道义的判断。利益自然首先是个人的,但是融入职业共同体的个人,它的利益观会在共同体价值观的影响下超越个人的局限,这也是职业价值观形成的基本前提。显而易见,正当并不是一种与主观无关的绝对观念,并不是无条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如果我们感受到了客观性的色彩,那也是有限的个体生命过程在相对宏大的历史过程中的心理体验。教育改革是人主动的作为,意欲改变人自己不满意的教育现状,立足于利益,改革在动机上是指向主观正当的,但实际的情形格外复杂,智慧的不足往往会导致良善动机支配下的不正当行为,何况世俗的人很容易把自己的个人因素掺杂到教育改革的动机之中,这更让我们认识到教育改革的正当性并非天然,而是有条件的。自然,教育改革正当性的条件也会是一种人为的设定,只是这种设定也是共同价值观支配下的设定,对于这种设定的逻辑我们没有必要追究,只要它符合共同体的价值逻辑,它就是一种“不是逻辑的逻辑”。

      1.教育改革在不得不进行的时候进行才具有正当性

      切莫以为我们设定“不得不进行的时候”的前提是一种保守的立场。依照日常的思维,当教育不得不改革之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即便进行主动的改革也会为时已晚,至少会增加改革的成本。在这样的思虑中,人们实际上忘却了我们主观上认为的不得不改革,通常只是激进者或敏感者的主观判断。印象中,美国教育似乎是比较先进的,然而1983年罗纳德·里根执政期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了《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这给人一种危机意识,难道我们会认为美国的教育不改不行了吗?改革是对现状所依托的传统的修正甚至颠覆,而传统一方面具有保守的特质,另一方面又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改革并不是立竿见影的,那恰恰说明即使改革没有进行,现实的教育也不至于被现实抛弃。因而,所谓的教育改革不得不进行,事实上更像是具有使命感的前卫者的一种超前性的呼吁和倡导。

      俗话说,事殊理同。我们可以借鉴其他领域的认识观照教育改革。科学哲学家库恩受到物理学革命在物理学理论变革上的影响,提出了范式理论,指出在某种范式的指导下,科学家通过知识的累积形成常规科学,在范式的指导下,科学家可以调整偶尔的反常,而当反常频仍,所有的调整方法归于无效之时,新的范式就要形成,科学革命从而发生。从库恩的理论中,我们能够知道科学革命并非科学发展的常态,而是旧的科学范式失效之后“不得不”的选择,在作出这种选择之前,看似保守的“调整”才是科学家的第一选择。回顾教育的发展,不也存在着类似于科学发展的内在节奏吗?教育者自然更加习惯于在已有的教育范式指导下行动,而当教育过程出现反常或者面临外在的挑战时,教育者自然会本能地在已有的范式内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除非反常不断涌现或者外部挑战的压迫使得教育者无法自持,教育者才会顺应性地发起教育改革或者被动地接受外力的改变。不用说,教育改革之于教育发展是危机状态下的顺应行为而非常态。

      在上述思路下审视现实中的教育改革,就会发现改革虽然在改革者那里总是不得不进行的行动,而在被改革者那里好像很难获得积极的回应。我们当然可以批评教育者群体的保守与惰性,但同时也很有必要反思改革本身是否处于最佳的时机。20世纪以来的中国教育总体上始终处于改革之中,以致“改革”已是常态,传统则始终处于技术和道义双重“不妥”的处境,结果是抽象的教育传统和传统教育成为例行的被指责对象,现实中则呈现为不断翻新的关于教育的奇思妙想。每当尘埃落定,教育者又回复到他们原初的位置,人们收获的除了新颖的观念,还有对教育自身的认识恍惚,进步绝不会没有,迷惘也时常伴随左右。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一次改革无疾而终后,教育现实往往会发生报复性的反弹。《易》云,穷则思变,事物到了尽头就要发生变化,这里说的更是自然的辩证法。教育改革作为人为的主动作为,自然不会等待现实的教育走到尽头,改革者总是放眼未来,对教育进行未雨绸缪式的改变,但这种看起来精明和正当的行动因具有了过强的主观意志而极大地干扰了教育的自然节奏,得不偿失是在所难免的。因而,站在更高的境界审视教育改革,如果只是起意于个人或组织的主观判断而缺乏对教育自然节奏的尊重,那么它的正当性是可以质疑的。

      2.教育改革在教育精神的作用下才具有正当性

      观察现实中的教育改革,能够发现改革者改的是教育,但支配他们改革行动的却很少是教育的精神。进一步讲,教育改革者很少以教育者面目出现,而常常表现出教育领域的战略家和革命家的姿态。作为战略家,他们运行着战略思维;作为革命家,他们运行着革命思维,教育在他们的思维中是手段性的,且是可以随意把玩揉捏的。分析作为战略家和革命家的教育改革者,他们的改革理想,一是要让教育在社会和人的发展中发挥更好的作用,这一点在道理上是无可挑剔的;二是要让教育按照他们的主观意志运行,这就值得商榷了。无论抱着哪一种理想,教育改革者都是站在教育之外的,教育是他们行动的对象,教育者与教育一起都被改革者客体化了。如果教育中的教育者会遵循教育的原则做教育,那站在教育之外的改革者会遵循怎样的原则进行改革呢?我们先不用去追寻这个答案,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教育改革者如果没有在教育精神的作用下进行改革,他们改革的正当性是无法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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