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2001年第10期发表了强海燕教授的“跨文化视野中的中英基础教育”一文。（注：强海燕，托尼·布什.跨文化视野中的中英基础教育[J].教育研究，2001，(10).） 此文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即课堂文化和师生课堂行为与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文化、伦理文化、家庭文化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是密切相关的；教学与课程文化的重建，学习其他文化中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改革课堂教学，不是把原有的教育文化全部推倒重来，也不是教育知识简单的接受和行为改变过程，更不是教和学形式上的变化。它包含着新的教育文化与原有教育文化的冲突与整合，也包含着与教师和学生的原有知识、经验、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冲突与适应问题。 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持续不断的教育改革过程之中。每一次改革都有耳目一新的理念和方法，有令人神往的目标，尤其是许多来自别国的、引领世界教育发展潮流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更新着我们的观念，改变着我们的教育行为。广大教师在接受这些来自异邦文化的教育理论、方法和技术时，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新事物、新知识和新方法，而且还有强烈的文化冲击。当我们过分重视教学改革的形式化和教师显现的教学行为时，教师们大都可以经过机械模仿和练习，将其作为一种技术和操作程序来掌握，而理论、方法和技术背后的文化、价值冲突往往被忽视了。因此，在全新的教育文化冲击下，广大教师常常会感到困惑、不知所措。教育是整个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理论和方法深深地根植于其文化之中，是与社会文化、政治文化、教育文化、家庭伦理文化密切相关的。我们不可能从中只是学习其表层的技术或操作部分，使其与深厚的文化根基和传统的教育文化相分离，将其视为具有普适意义的教育文化引进和传播。人们常常把教学改革看作是教育文化的重建过程，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用什么文化资源来重建这个新的教育文化。教育文化的重建不是革命性的推倒重来，而是一个渐进的文化变迁过程。教育文化变迁涉及到几代人，变化越是缓慢，才越能取得确实的成果。教育文化的变迁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社会结构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应该符合一般文化变迁的基本规律。20多年来，我们引进和介绍了众多外国的教育家和教育理论，几乎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一位或若干位别国的教育家和他们的理论成为中国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的话语主题。教育理论研究以及对实践的指导，基本上是“照着说”或“照着做”，即照着西方学者的理论“说”或“做”。从赞科夫、布鲁纳、巴班斯基、维果茨基、苏霍姆林斯基、皮亚杰、布卢姆、柯尔伯格、加涅、奥苏贝尔，到目前十分流行的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和建构主义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和理论，伴随着中国教育理论研究和改革的过程。（注：以往多属间接影响，即理论和方法以文本方式传入和接受过程，目前已发展到直接的影响。西方学者通过政府或非政府基金项目，直接参与某种教育理念的实施和推广。如“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中国—欧盟甘肃基础教育项目”等等。） 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当今世界里，来自别国的、先进的教育文化传播，确实是促进教育文化变迁的重要变量。但是，文化的传播必须与社会内在的变革需求结合起来，新的教育文化与传统教育文化有机地融合，才能促使我国教育文化持续健康的变迁。 教育的核心是人及其发展问题，这个问题深深地根植于不同社会的历史、文化和价值之中。一个社会中教育家所关注的问题，常常是这个社会当时的生活需要、社会哲学或时代精神的核心。对教育知识的知识社会学分析显示，教育家所探讨的问题，建构的理论以及采用的方法都会受到他所处的社会的文化力量的影响。教育知识所涉及的人文、社会、心理、技术诸领域的知识均可以进行知识社会学的分析。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看，实证主义、普适主义、实用主义、认知主义是西方学者建构理论的基础。因此，西方学者的教育理念与方法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与西方社会文化和价值体系具有同构性的。当对这一研究范式进行跨文化推论时，文化作为一种干涉变量，会大大降低推论的效度。 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教师，这已成为当前教学改革的共识。通常的做法就是培训教师，那些铺天盖地、使人难以喘息的培训给教师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使这样，我们常常把改革中出现问题的责任推给教师，教师的生存状况变得异常严峻。对教师的责备主要有：教师思想观念落后，受固有传统教学思想影响严重，习惯于运用传统教学模式，改革创新意识不强，有畏难情绪，缺乏实施新课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等等。我们不能一味地责备教师，而应该分析为什么新课程实施几年来，新课程倡导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难以内化为教师的教育信念和自觉教学行为的深层原因。 首先，应该认识到教师所面临的更多地是文化冲击和文化适应问题。新的教育文化所要求的教育理念、教育信仰、教育行为和教育评价方式与教师业已形成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有很大差异。教师的学习经验，职前和职后接受的教师教育，在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习惯上都是一致的、没有冲突的。也就是说，教师的专业理想、专业技能和专业态度是一个整体，而且这个整体与其所生活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文化以及家庭伦理文化都是一致的、协调的。新的教育理念与教学行为使教师处于认知不协调、行为不统一、态度不一致的困境中，即形成了文化冲击。 其次，在课程改革中有过分注重师生课堂行为“生动活泼”的形式化倾向，如参与式教学、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多媒体课件的使用等都作为评价一堂课的重要指标，甚至规定了在一堂课中教师的讲授不能超过多少分钟。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些新教学方法看作是不同文化背景中普遍适用的、价值中立的操作和技术层面的知识，认为这些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是先进的、科学的，是更符合世界教育发展潮流的。要考虑作为一种文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与社会政治文化、家庭伦理文化、教育文化以及人们习惯的教育行为方式之间的适应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