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2-0034-07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地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被推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言论。虽说从1847年至今，已经过去156年，但这番言论对现时代依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批判力和启示性。在我们的社会和教育领域，先前被广为推崇的英雄精神被解构、被拒绝。所以，不能不感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对现时代特征的敏锐把握与准确洞察：“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现时代是一个世俗的时代，一个去圣的时代，一个断裂的时代。 该如何看待英雄在现时代的遭遇呢？陈家琪先生在分析《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著名的言说时，指出重述这段言说的我们可以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是自鸣得意的，你看看，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一切古老和神圣的东西都消散了；一种心态是绝望、无奈和惋惜[2]。同样，在对待英雄的淡出上，社会教育领域也同时并存两种心态：有人拒斥英雄榜样教育，欢送英雄的退隐，喜迎自我保存理念的上升；有人痛感崇高道德的失落，怀念过往的道德记忆，呼吁英雄榜样教育的回归。于笔者而言，两类人的两种心态都有可取之处，但又存在问题。如何在一个世俗的常人的时代安置崇高和英雄，是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 一、以自我保存为本 疏离英雄精神是学校教育对时代精神的领会所致，时代精神使疏离具有了正当性和合法性。让我们先分析现时代的精神和教育精神是什么，然后再以之透析英雄精神疏离的缘由。 现时代的精神是什么？答案有很多，但一个可以确定的答案是保全自我，或者说是对死亡的恐惧。从古今之争的角度看，现时代的精神明显区别于追求灵魂卓越、实践高贵德性的古代精神。在现时代，保全自我，严格地说，保全肉身，是一项“自然权利”且是“最基本”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来源于自然权利的自然法以及基于自然法而生成的成文法和种种制度保障着这一自然权利，使之免受他人的侵犯。倘若生命受到威胁，人们就会用“自然法”去批评他人或国家，甚至会愤怒而诉诸革命。由此，古典时代目的论语境中的“舍生取义”、“临危不惧”等高贵德行和英雄德行，被现代人认为不合时宜而疏离。肉身的保存而不是灵魂不朽才是现代道德的立足点。这一点，在现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现时代精神的奠基者霍布斯那里论证得淋漓尽致。霍布斯坚定地向古典时代的高贵德性告别，认为：“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极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欲望终止的人，和感觉与映象停顿的人同样无法生活下去……因此，我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3]亦是说，在霍布斯那里，现代人已不再被视为追求善德的理性灵魂，而是被视为只是拥有持续不断的欲望和需求的集合体。而在所有的欲望和需求当中，最顶端、最强烈、最根本的欲求是自我保存和对死亡的恐惧：“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而在各种自然的恶中的至恶就是死亡。”[4]由此，自我保存就成了人最为基本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其他的自然权利都以之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对此，施特劳斯的评价是贴切的：“如果自然法必须得从自我保全的欲求中推演出来，如果，换句话说，自我保全的欲求乃是一切正义和道德的唯一根源，那么，基本的道德事实就不是一桩义务，而是一项权利；所有的义务都是从根本的和不可离弃的自我保全的权利中派生出来的。因此，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或无条件的义务。义务只在其施行不致危及到我们的自我保全时，才具有约束力。唯有自我保全的权利才是无条件的或绝对的……既然基本的、绝对的道德事实是一项权利而非一桩义务，公民社会的职能和界限就一定得以人的自然权利而不是其自然义务来界定。国家的职能……是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国家的权力是在自然权利而不是别的道德事实中看到其不可逾越的界限的。”[5]在这个意义上，施氏认为，霍布斯是自由主义的创造者。 现时代的精神规定着现时代的教育精神，教育亦通过其特有的文化传递和传播功能，将时代精神内化为学生言行的尺规，从而实现对现时代精神的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当保全自我的欲求成为一桩基本的道德事实，成为国家和社会界定自身职能与界限的标准时，它必然同时在规定着教育自身的功能和界限，亦即教育必须以学生的“自我保存”为本。如果教育未能尽到保护学生生命的责任，使学生的生命受到威胁，那么教育就是“反教育”和“非教育”。需强调指出的是，这对教育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证成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任何社会的存续和稳定都离不开“道德共识”，而道德共识之所以可能，重要的一环在于教育的道德社会化功能——将道德共识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自觉的行为规范。这意味着，一个时代中社会教育如果不能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和公认的道德事实，那么这个时代的社会教育就是“不正当的”，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所以，当保全自我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和道德事实的时候，教育必须以学生的自我保存为本，保护并教学生保存自己的生命，同时驯化危害他人的激情，反之，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求生怕死是一种自然本能，但人生来就缺乏动物那样的强力和敏感来保存自我和避免危险，所以就需要教育给予必要的保护、传授必要的生存技能，因此，消极教育、技能教育、职业教育就成为必须。另一方面，如霍布斯所看到的，人性中有虚荣自负的追求荣誉的激情，它往往使强者对弱者有恃无恐，威胁到弱者的生命，因此，驯服狂野激情、唤醒自然理性的惩戒教育、法律教育就成为必须。这即是霍布斯建立强力无比的“利维坦”的根本原因。 既然现时代的教育精神是以人的肉身保存为本，那么尊奉并实践高贵德行的、不畏死的英雄，就不再是现时代教育的目标。相反的，保存自己同时不侵犯他人自我保存权的常人，成为现时代教育的培养目标。如布卢姆在大学校园中所看到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和任何人一样，愿意把自己想得更出色一些，但他们也知道自己是在为个人职业和各种关系奔忙。有一种说法是，自我实现能让人生焕发奇光异彩，但他们所能看到的是这种生活并不特别高尚。生存之上已经取代了英雄主义，成为令人钦佩的品质。”[6] 把握了现时代的教育精神，就意味着解开了学校为何疏离英雄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推进，权利尤其是最为基本的自我保存的权利，取代了过去为了公共善而牺牲自我的义务，成为一桩为人们公认的道德事实。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反思过往的基于整体利益的“至高的道德”，意识到不怕死的道德已不合时宜。英雄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根本转变——担当道德社会化使命的学校，开始疏离英雄的德性，转而承认、保护、珍视学生的自我保存权。“生命”一词开始频频出现于教育理论和实践之中，生命教育的理念逐渐为公众接受。这个时期，有关教育规范频出，其目的就是承认、保障、珍视学生自我保存的权利。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强调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2003年，上海市新的中小学生守则就首次避开了“见义勇为”字眼。同年，北京市新颁布的中小学生守则删除了“见义勇为”的字眼。2006年，《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颁布实施，明确规定，抢险是应当由专业人员或者成人从事的活动，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参加。需要指出的，在今天，制度化的专业人员与技术人员的存在，实际消解了英雄精神中的不畏死的价值。进言之，在一个科技主宰的时代中，自我保存与免于对死的恐惧的问题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变成了一个技术问题。技术人员——如专业消防员、专业医生等——可以用专业的技术来应对过往需要依靠血气和勇敢来面对的“危险”，这就意味着科学技术消解了高贵的英雄德性，使其变得无关紧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