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3)01-0055-08 在哲学的视野中，可能性高于现实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不关注现实，而是说，哲学是以不同于常识和不同于科学的方式——即以可能性的目光——看待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思维中的现成世界似乎总是一个“坏的”(至少不像可预期的那样好)世界，而哲学理论中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好的”(尽可能好的或是比现实更好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可能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使得哲学似乎总是以某种“批判”的姿态面对现实。然而，对于我国社会中的批判话语而言，“批判”或许远不止是指向学问或者基于理性的“反思”、“批评”、“讨论”这么简单，它还极有可能更直接地意味着我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整个社会的“大批判”所奉行的对于某种学问或者思想观点的持有者或者拥护者的非理性的“批斗”“围攻”乃至“打倒”。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批判背后所夹杂的这种意向依然存在。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回到“批判本身”的辩证内涵来审视一下哲学批判的方法论原则，以便我们能够在接受批判之“辩证否定”的同时，也能够正视其“开放性”和“建设性”。 一、批判话语的复杂意向 在西方，根据台湾教育学者杨深坑的考证，“批判”一词源于希腊文KPINΩ，其义原指法庭与医疗上的“分辨”和“判断”。“批判”字眼的“反权威”意味，是在宗教改革以后的“圣经批判”中由17世纪末叶法国怀疑论者贝尔(Pierre Bayle)开创的，他在1695年和1697年出版的《哲学之历史与批判辞典》中，首先尝试对诸多重要哲学家做批判性的评注，其所谓的“批判”消极性大于积极性，而且他还认为人类理性是一个破坏原则，而非建设原则。之后，康德秉承启蒙运动的批判精神，却把批判重心放在了理性功能的适当定位；黑格尔更进一步以为批判是意识的自我辩证过程；马克思则箭头一转，将批判指向不合理的社会实践(尤其是经济政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则融贯了康德、黑格尔及马克思的批判概念，把批判扩大为社会批判、知识批判与主体批判。[1]由此可见，“批判”在西方的话语传统中，并非一开始就具有消极性、破坏性的特质，或者仅仅指向某种否定的意向。 与西方相似，我国早在古代就已有了“批判”一词，且其最初含义也并非消极性和破坏性的。例如，《清史稿·学校志》中有“令诸生有心得或疑义，逐条劄记，呈助教批判，按期呈堂。”其中，“呈助教批判”就是请教师审查的意思，想来无非是校正其中的错谬之处或写一些评价性的言语。此外，在《三国演义·五十七回》：“庞统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将百余日之事，尽断毕了。”在这里，“手中批判，口中发落”的意思大概是分析案情、区别是非、作出决断的意思，而不(至少并不直接)表达“否定”或者“反对”等意向。然而，与“批判”有着复杂关联的另一个相近词汇——“批评”——却有此意向。而且，在一些书面表达中，批评似乎与批判具有同样的用法。例如，在《清史稿·列传七十七》中就有：“高宗命苞选录有明及本朝诸大家时艺，加以批评，示学子准绳，书成，命为钦定四书文。”或许正是由于这两个词汇之间所存在的某种相似性，人们才容易将“批判”直接误解为“批评”。然而，在白话文的著作中，与“批判”稍有不同，“批评”一词又多表示“挑剔”甚或“否定”的意向。例如，《红楼梦·二十二回》就有：“且说贾母见贾政去了，便道：‘你们可自在乐一乐罢。’一言未了，早见宝玉跑至围屏灯前，指手画脚，满口批评，这个这一句不好，那一个破的不恰当，如同开了锁的猴子一般。” 此外，在中国20世纪中叶那个“大批判”的年代，“批判”一词在我国被频繁而广泛地使用。本来在民主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应参与批判和作出决定的过程。但是，并不是人人天然地都有批判的能力，缺乏批判能力和根本不懂何谓批判的人参与批判，就有可能扭曲批判。而扭曲的批判一旦流行开来，不仅会造成批判的混乱，而且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人道主义的灾难。概而言之，当时那种政治性的“大批判”是直接与“阶级斗争”和解决“敌我矛盾”相联系的，人们对它的理解既不是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也不是来自西方哲学的启示，更不是来自于理智的沉思与觉悟，而是完全脱胎于一种最严酷的政治斗争的感性需要。因此，从根本上说它是非理性的。正如我国教育学者袁振国所概括的那样：“这种批判有如下特点：第一，被批判的人和被批判的观点混为一谈，对教育活动的批判和对教育理论的批判纠缠不清；第二，被批判者的观点被掐头去尾，剩下只言片语；第三，被批判者一时的、偶尔的讲话被当做一贯的思想，在特定场合下的讲话被当做一般的观点，甚至被批判者引用的他反对的观点当做他自己的观点来批判；第四，被批判者没有申辩权和反驳权。总之，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是充满了非学术的霸道气息。”[2]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批判”的积极意义完全被忽视和扼杀，而且中国民众由此也对“批判”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和厌恶情结。 由此来看，批判在中国语境中有着三种不同的用法：其一是，作为“学术批阅”的批判，具体表现为一种有理有据的审查和评判；其二是，作为“长老训话”的批判，在其合理否定的意向中也往往依据个人情绪的好坏会夹杂着一些个人非理性的挑剔；其三是，作为“斗争手段”的批判，它不仅完全丧失了价值理性，还充满了非学术的暴力色彩。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批判”有三种解释：其一，作为动词的批判(criticize; repudiate)，是指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作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其二，作为名词的批判(criticism)，意即指出优点和缺点，评论好坏，或者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criticize,comment)；其三，作为副词的批判(critically)，是指在分清正确的和错误的或有用的和无用的基础上对之作分别对待。[3]由此，我们可以将上面我们所指的三种不同用法与这里词典当中的三种解释作一贯通性的归纳理解(如下表所示)。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批判”与“批评”只有在其作为学术批阅意义上使用时才是等同的，其余基本是对二者的混用以及在混用中的“飞白”式征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