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21)02-0014-10 文化是塑造教育品格的深沉力量。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质的追问，既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根植传统文化的理性自觉，也是中国教育超越西方教育现代性、建构中国教育现代性的内在必有之义，其追问范式一般来说是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下得以彰显的。近代以降，中西文化比较的进路基本可分为三类：中西文化不同；中西文化不仅不同，而且中国文化卓然殊异；中国文化之殊异性可成为一种现代性拯救的方案和智慧。中西文化比较中的判教论、护教论、比附论、比拼论或者中心论等倾向大致都是在此进路中产生出来的。中西文化理趣不同，无论从体验还是认知上，都能得到坚实的辩护，但究竟于何处不同，于何处殊异，进一步讲，何以会有如此不同，何以会有如此殊异，却是见仁见智——有的基于精心论证，有的则是铁口直断，因此既有一流的学问，也有貌似深刻实则既无趣也无理的简单比对。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中国文化“内在超越”论，绵延相续，渐成气候，从近乎教条的不刊之论，到现代性反思中的超越“内在超越”论，学脉井然，不能不说是一种深刻的学理。以“内在超越”判教中国传统文化是否确然，事关文化之重估与定位，不得不慎察明辨，而无论“内在超越”论，还是超越“内在超越”论，诸说纷呈杂糅，亟须进一步反省。而更关键的问题则在于，中国教育如欲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就有必要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发展内在超越的现代教育价值。 一、内在超越的何所由来：中国文化的“超越性” 中西文化比较的范式大致有以西解中、以中解西、以“天下”解中西三类，前两者基本都属于以“此”观“彼”，以“天下”解中西的“天下观”则试图从超越中西的更高的“思想”维度观“彼”观“此”，不解彼此“异”，但寻彼此“同”。以“此”观“彼”是一种便宜行事，“偏见”自然在所难免。站在西方文化特别是欧洲中心论的立场上，中国文化非但没有“内在超越”，甚至根本不具有“超越性”。这一批判在近代以黑格尔为代表。黑格尔认为，东方的文化特性仅仅表现为自然的特性或主观的任性而没有伦理和法律的客观规定，或者只是没有任何思辨哲学的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1]，或者是一些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王国的完全散文式的理智[2]，因为不能运用概念来思维，而且又缺乏个体化和自由，所以在东方找不到哲学知识，东方也就自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这一批判在现代以汉学家郝大维、安乐哲为代表，他们认为：“按照西方解释者的眼光来看，中国智识文化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在其精神、道德和政治的感悟方式的表达中，缺少对于超越性的真正充分的意识。”[3]安乐哲同时坚持：“超越的观念与对中国古典典籍的解释无关。……依靠严格的超越的概念，是怎样严重地歪曲了儒家和道家的认识的某些方面。”[4]他们不仅认为中国文化没有超越性，而且认为原始儒家自己也承认没有这种超越性：“在孔子思想中，影响最深远的、一以贯之的预设是：不存在任何超越的存在或原则。……企图求助于超越的存在或原则来说明孔子的学说，是完全不恰当的”，因为“超越和内在的对立本身，是出自于西方哲学的传统”。[5]中国文化究竟有没有“超越性”，这一问题至为关键。因为对此一问题的回答，将从根本上决定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特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在教育现代性重塑和救赎中的当代价值的理解。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本无超越性，那么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教育自无超越性可言，而失却超越维度的教育，本质上是教育的自我放逐。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有无超越性恐怕还不仅仅是一个立场问题，更关键的可能还在于到底什么是超越、什么是超越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回答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超越性的问题以及是何种超越性的问题。 “超越”无论在日常语言中还是在哲学语言中，都是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它几乎对主语、宾语毫不挑剔，以至于谁都可以超越，什么都可以超越，它既可以指超过、胜过，也可以指突出、领先，既可以指所达的境界，也可以指越出的范围。它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和形容词。有学者正确地指出，超越概念“汇容了多种多样的用法和解释途径，反映了哲学观点的多样性和丰富的历史积累。结果，它与其说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包含着多种彼此有关的用法的类概念”。[6]在汉语中，超越一般是作为动词出现，《说文解字》：“超，跳也。从走”，“越，度也，从走”。在西语中，“超越”(transcendere)的用法要复杂得多，它可以作为动词，指“跨过”、“超出”的动作，可以作为名词，指某个界限，也可以作为名词或动名词指人与界限的关系。西方哲学意义上所使用的“超越”一般来说有这样几层意思：(1)跨越，超升的动作；(2)某种界限；(3)超越界；(4)人与超越界的关系。因此，当指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超越、不具有超越性的时候，就有必要给予超越、超越性一个清晰的界定，即如果它没有超越性，那么它没有哪种意义上的超越性；如果有，那么它具有哪种意义上的超越性。 “超越”一词在西方哲学里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特别在超越界和人与超越界关系的意义上，尤其如此。如果以此来判定，中国文化里确然没有此岸与彼岸的二分，因此也就没有所谓此岸向彼岸的超越。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就没有超越性，特别是在超越的引申义上，如史华兹(B.Schwartz)所说的那样，“超越”是“一种向后站并且向远处看的姿态，一种富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追问，一种关于远方为何的崭新想象”。那么不仅东西方文化有超越性，所有文化都有超越的一面，因为归根到底，超越是人类文化的内在性结构，是人类近乎本能的一种文化冲动，也是人类身处自然之中又必然地超出自然的命运之所在。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如西方一样的宗教，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有一个通过超越所要达到的目标与境界的设定，在这种设定里，既有终极意义上的天、道、天理、天命，也有价值意义上的仁、礼，这些用法不能不视为超越性与超越界，虽然这些和西方意义上的超越性与超越界迥然有别。史华兹的解释是：“在最深刻的层面上，‘天’的命令的观念呈现给我们的是对于如下现象的清醒领悟：在应然的人类秩序与实然的人类秩序之间存在着差别。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宗教-伦理的超验存在的明确证据——可以说，它是所有高等文明轴心时代的标志，对于先前的高等文明发展持有批判的精神。”[7]其所追求者并非“上帝”，而是安身立命之所，上帝只是一个主观信仰。对此，牟宗三指出：“就宗教说，我们的观念与理想根本是寄托在对于‘超越者’的信仰，借以清澄我们自己的生命或宁静我们的灵魂。这根本是个人自己性灵生活的事，不是客观问题的事。这里的理，即所信仰的超越者，也不是就客观的事所能穷得来的。无人能就客观的事穷得出个上帝来，亦无人能就客观的事穷得出个佛性法身来。”[8]吾人“借以清澄我们自己的生命或宁静我们的灵魂”的一种施设，则是另一回事。进一步说，这一施设亦属多余，“儒释道三教皆不为依他之信。此三教本质上皆是从自己之心性上，根据修养之工夫，以求个人人格之完成，即自我之圆满实现，从此得解脱，或得安身立命”[9]。这样一来，西方宗教哲学意义上的超越界对中国文化来说就是此岸的主体修为和人文化成。二者同具超越性意义，但安放却各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