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3)01－0010－08 全球结构与全球化的差别是明显的。从学术方面来看，全球结构指的是某一种学术在全球范围不同的地域之间的发展差异，是对民族国家之间的学术水平的竞争关系的客观描述，而全球化则指的是全球性趋同或趋异的潮流趋势或学术的广泛的国际交流等。全球结构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都存在，而全球化则是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因此，当代的全球结构是在全球化发展特征影响下的结构机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整体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对学术研究领域而言，谁占领了学术创新的制高点，走到学术最前沿，谁就能够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和先机。 由于我国历史的特殊性，西方比较教育学发展的两百年的历史沉淀在新时期我国比较教育学发展的三十余年中被以“浓缩”的方式得以展现。从理论上讲，新的发展时期已经把我国比较教育学者和西方比较教育学者带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的比较教育学者已经摆脱了亦步亦趋地充当西方学者理论的“传播者”和“消费者”的角色，能够并且应该在全球化结构中发出中国比较教育学派的声音，得到世界比较教育学界的认可。 一、“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契合了比较思维的内在规定性 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体现了它独特的开放气质和宏大的兼容性。“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句民俗虽源于佛教从异域传入中国的历史事实，但却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对异域文明的态度。诚然，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这种开放性与兼容性是其自身变革与创新的内在动力，但是，如果不以自身文化为根本去兼容而是代之以外来文化为标准的趋同的话，则会在发展过程中陷入失去学术自主性的泥淖，难以实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我国的比较教育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是建立在大量介绍和翻译西方的教育制度、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教育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概而言之，是建立在西方的“现代化”框架基础之上的。基于这种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人类普遍发展模式的理论假设，我国比较教育学的建立以求同思维进行发展的话，“就离开了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和跃进的传统文化，就失去了与国际比较教育对话的应有立场，也就无法建立中国自己的比较教育的理论世界”。[1]而比较思维的内在逻辑是承认比较各方的主体性，承认比较各方都有自己的文明成就，并且不同的成就之间是可“通约的”，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比较。中国传统哲学的“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新时代的重新诠释，正是全球化时代以比较思维去看待不同民族国家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的学理内在要求。“和而不同是批判西方中心论的有力武器”，[2]“和而不同”的比较思想的提出终结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西方中心论，它体现了一种能够以广阔的心胸去容纳世界各国不同的教育形式的态度，同时也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界学术自主性意识确立的开端。 二、中国比较教育学者的焦虑意识是中国比较教育学派创生的心理动力 首先，是如何建立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自主性的焦虑。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是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迫步入现代化进程。这种历史的特殊性使中国失去了沿着自己的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机会，只能沿着西方的模式进行照搬或者说“借鉴”，快速地迈入“现代化”。物质的现代化也许能够以“引进”的方式快速迈入，而思想的现代化却是一个难以一蹴而就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模式，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学人对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艳羡，另一方面是对自我发展状况的自卑。长期以来，“现代化范式”对中国比较教育学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现代与传统的两极区分，西方的教育是现代的、先进的，中国的教育是传统的、落后的。这种不加反思的二分模式，使中国的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远离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从教育制度的建立、教育观念、教育思想的引进无不打上西方教育的烙印。第二，这种被误认为具有普遍性的西方现代性发展模式使我们在以西方现代化为模式建构中国的教育时缺少反思性，而被理所当然地接受。第三，因为前述两点，中国比较教育学者是以西方比较教育的理论、概念为标准建构比较教育学。我们分析比较教育问题的思想框架，即使在直接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时，似乎也只能通过西方的某一家的理论才能得到阐明。我们的重点在第三点，因为，它代表了在世界学术体系中，中国比较教育学学术自主性的缺失。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条中讲的学习西方的三个过程“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很显然，“比而齐之”甚至“驾而上之”是中国学者在面对西方优势文化的时候从来没有磨灭过的奋斗目标。从西学初期进入中国受到的多数派的排斥，经由“中体西用”的折中，再到“西方”的现代性文化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占统治地位，后又在20世纪80年代对各种现代化理论的舶来过程中得到强化，最后再到90年代开始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反思，西方学术在中国的兴旺发达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紧紧相连。随着我们对西方现代化思想框架的认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主要在“师而法之”，而忘记了“比而齐之”和“驾而上之”。 其次，是中西文化如何整合的焦虑。中国比较教育学在比较的过程中的特有问题是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与现代西方的文化如何整合的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如何比较和比较过程中的方法论、价值观的选择。这里不仅有中西的问题，还有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从哲学上来看，其体现主要是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在我国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和而不同”与“本体诠释学”。比较教育学中的“和而不同”的观点是认为不同的文化都是平等的，都具有自明性和自在性，因此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综合，这里没有优等与劣等的价值判断。体现在比较教育中，“比较教育需要多种理论的营养。每一种理论都具有自己的优势之处和时代的局限，没有一种理论能解决比较教育的所有问题。辩证地看待各种比较教育理论，执两用中，是比较教育方法论建设的基本途径”。[3]“本体诠释学”源自“和而不同”，但是却是在不同的层面上承认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认为二者应该互补。这一学术理论是成中英教授在多年的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提出的。对于中西文化，他认为，“如果我们比较中西方文化，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社会为了解决它内部的种族、社会和宗教矛盾带动了宗教的理性化与权力政治的法律化的统治方法，因而消除了人的社会情性与生活以及不受教规约束的哲学悟性。这个世界就成了理性分析与科学综合为主流的知识世界。而科学方法就是这一世界发展的最后成果。”[4]“中国哲学传统中潜在的融通与感通精神，不能想象人们对符号的解释或不解释都无法阻止自然的‘道通为一’，以及人类的沟通需要与探索兴趣。这是中国哲学的本体精神，反映了天地人内涵的三(多)元合一之道以及本体的真理与价值。”[5]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汇中，其宇宙观应该是“以理解为主体、以融合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具有的丰富的真理性，根植和包含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内外合一与情境合一的和谐宇宙观”。[6]“因此我们可以体会到西方文化与西方哲学与中国文化及中国哲学面临着不同的问题：西方的问题在于如何面对强大的科学方法以及科技发展来重拾社会的共同性和人与自然的互通生息与相互补偿；而中国的问题在如何吸收和建立科学方法而不丧失原有的理解伦理与价值。”[7]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以文化整合比较教育学科领域在学术领域内与其说得到普遍认可，不如说只是得到热烈的讨论。而对于如何整合比较研究中的中西方文化的问题还是处于理论建构的初期，相应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都还没有建立起来，如何从中西文化的“同”中看到自己的“异”，如何从“异”中看到“同”，还是一个自在的问题。另外，在比较研究中，文化来源于何处？是研究者建构的文化还是大众的文化，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予以证明？比较教育研究应该以哪种文化作为研究背景，是理想建构式的还是事实归纳式的，抑或二者兼有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