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来自传统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t)和解释主义的方法(interpretivist)，同时使用来自批判的、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运用多种教育政策研究的路径，确立不同政策研究的视角。不同理论的知识基础与对政策的解释是不同的，也各有优缺点。一般来说，实证主义根据可观察的、可推广的和可预测的数据来判断知识的合法性，而解释主义则强调现实的社会建构，并寻求根据目的来解释人类的行为。反过来，后实证主义的视角关注意义生成的过程，而批判的路径强调权力在建构与判断知识言论合法性中的重要性，从阶级、种族与性别等视角来分析权力在政策中的作用。这说明理论框架与方法工具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没有好坏之分，关键是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的匹配度与适切度。本文回顾了教育政策研究的两种传统，分析了教育政策研究的学科视角，探索了教育政策研究的主要方法，以期对我国的教育政策研究的学科建设有所启示。 一、历史回溯：教育政策研究的两种传统 政策研究的早期阶段，主要是政策科学家运用“政策科学”的方法，探索制定、发展、执行和评估公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国家的需要，帮助国家建立优先项目，确保项目的效率与效果。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理性主义”的政策研究方法(rationalist approach)，即描述决策的步骤，从分析政策背景与解释政策选项范围，到政策选择、产生、执行和评估的整个过程。这样，政策研究作为一个领域，通过学术的努力，与社会变革紧密相连，逐步推进决策由经验决策走向科学决策。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理性主义的政策研究方法开始受到批评与质疑，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原因是：首先，理性主义的方法并不能产生它期望的可靠的、普遍的和可预计的政策知识。其次，理性主义方法所依赖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观念受到质疑，至少受到了挑战。第三，新的理论不断得到发展，比如批判理论、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不断削弱理性主义方法所主张的知识基础和价值中立立场。第四，许多政策干预所依赖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也失去了大众的支持，尤其是撒切尔和里根政府对其意识形态攻击。他们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思想(Neoliberalism)，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以市场化、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反对政府干预，紧缩社会福利和各项公共开支。主张弱国家，认为私的就是好的，公的就是坏的。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世界的本质就是一个巨大的超级市场，“消费者选择”便是对民主根本的诠释和保障。①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意识形态在全球占了上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过程不断改变着公共政策发展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语境。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公共政策已经超越了国家的边境，在全球体系中定位公共政策的发展。尽管国家政府仍然对发展本国的政策拥有绝对的权威，但是这个权威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了，它受到全球力量的广泛影响，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等在全球的影响越来越大。受到跨国力量与世界联结的影响，全球政治关联和全球共同体正在改变着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旧的理论与方法论已经不再够用了，需要新的视角理解世界的政策过程与不断增强的网络化，这要求一种新的全球想象力，需要全球视角与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 这些转型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教育政策。随着全世界的教育制度变得更加复杂，政府要么不能或不愿意支付教育膨胀，因而寻求市场的解决办法。拒绝凯恩斯福利国家，政府不断缩小在教育中的作用，更加依赖于市场的机制。从而导致了教育目的与治理从社会民主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导致了一方面教育的公司化、私有化和商业化，倡导学校选择，另一方面越来越需要教育问责，强化标准化和绩效考核。同时，教育目的重新定位为窄化的人力资本，教育的角色是满足全球经济的需要并确保国家经济的竞争力。② 就理论与方法而言，教育政策研究在不同的知识背景中会有所不同。从国家的层面来看，政策研究在不同国家的语境中存在不同的意义，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中也形成了不同的研究传统。例如，比较英国与美国的教育政策分析，就可以看出不同的研究传统。英国主导方法来自批判社会学传统，而美国主导方法更多的是传统的工具主义视角，倾向于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方法论。然而，尽管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全球化已经加速了思想与学术的全球流动，现在已经出现了全球性的教育政策研究领域。 (一)政策研究的科学传统 政策科学研究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951年由拉纳和拉斯韦尔主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最近发展》一书，此书被称为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它强调了政策科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强调政策研究的时间与空间维度，强调了学术界与政府部门的相互合作，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政策与社会的关系等。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此书指明了社会科学的政策科学方向(policy science)，奠定了政策研究的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传统，并开启了政策科学研究持久的运动。 通过实证的方法或实验的方法开展基于证据的研究，是教育政策科学化的典型特点。一个著名的案例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S.Coleman)在美国4000多所学校对64万多名学生和2万多名教师开展的大规模调研，研究美国教育不平等的问题。并于1966年向国会提交了《关于教育机会平等》的报告，史称《科尔曼报告》。他的研究不仅关注教育的投入如教育经费、教育设备、教师工资等，更关注教育的产出如学生学到了什么等。不仅关注学校的物质条件，更关注学生的社会背景和家庭因素，得出了决定学生成绩高低的并非学校物质条件，而是学生的家庭背景因素的结论，从而重塑了美国的教育政策，对美国教育体系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田纳西州从1985年开始的班级规模对学生成绩影响的大规模随机实验研究，有80所小学的一万多名学生参加，通过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班级规模的大小调整，来分析班级规模与学生成绩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小班化的确有利于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尤其对处境不利的学生更有好处。这个研究成果成为美国一些州开展小班化政策的强有力的依据。但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实施，因为这个教育成效需要大量的教育投入，而不是每个州都愿意投入那么高的教育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