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0)08-0051-06 “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是教育政策和教育发展的本质问题”，[1]只有在此基础上思考教育实践中的各种问题，问题本身才真正有意义，也才能回答实践何以可能的问题。当前，由于教育结构改革中市场机制带来的种种弊端引起了一些学者对国家机制的反思。同时，基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冲突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热点，教育与国家关系在当代西方已成为较为凸显的研究主题。西方学者对教育与国家关系的探讨涉及教育、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理论。新自由主义作为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亦成为学者们探讨教育与国家关系的重要知识资源和理论视域。在教育与国家关系问题的认识上，英国当代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埃德温·韦斯特(Edwin.G.West)卓有建树。他曾致力于立足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教育与国家关系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对当代西方教育理论界以及教育改革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揭穿国家公共教育的神话 西方政治经济学界主张国家干预教育通常基于两个原则：国家保护儿童原则和“邻近效应”原则。韦斯特正是从批判这两个基本原则入手，作为揭穿他所谓的“国家公共教育神话论”的起点。 （一）国家保护儿童原则的谬论 国家的责任是什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西尼尔(Nassau Senior)认为，“国家的主要责任是保护所有公民，儿童比其他人更显得无助，因此，国家具有保护儿童的特殊义务”。[2]韦斯特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需要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考量与分析。由此，他提出以下诘问： 1.由谁来保护？如果国家应该保护儿童，问题是在实践中应该由谁来承担这种责任？韦斯特指出，探讨该问题的前提在于明确公民对于家庭角色重要性的认可度，如果他们将家庭置于中心地位，那么就应该将保护儿童的责任委托给家长。“尽管儿童不能进行自我判断，但是家长能为他们做出合适选择。这不再是政府是否应该干预个体的行为和兴趣的问题，而涉及是否应该完全给予个体行为和兴趣的权力”。[3]通过援引密尔(Mill)的观点，韦斯特强调公众及学界对该问题存在一定程度的曲解甚至误解，即认为家长能够为儿童进行判断选择的共同主张是呼吁绝对权力。很显然，监管儿童是个棘手问题，而家长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2.保护儿童以避免何种危险？需要指出的是，教育中的“保护”侧重强调消除愚昧无知。何为愚昧无知？韦斯特指出，一个人可能在某些方面很无知，但在其他方面很精通。因此，过于草率地规定学习优先权会造成不良后果，不但会对自发行为和个体造成危险，而且将触及社会基本矛盾。一般认为，无知必然是针对学校教育而言的。而在韦斯特看来，学校教育只是一种摆脱愚昧无知的工具，如果利用其他工具，这种保护就是多余的。因此，保护儿童避免无知的最好手段是不断地进行比较评价。当学校教育与其他教育手段相比更为低效时，家长让孩子退学就并不为过，因为他们是出于自我保护而做出的明智选择。 3.保护的范围和形式是什么？在韦斯特看来，通过保护原则论证国家学校制度的正当性存在诸多悖论。首先，保护原则认为广大家长是疏忽无知的。然而，19世纪教育发展的史实表明国家未举办教育之前的家长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加负责。[4]其次，事实表明，其他形式的国家干预能以更低的成本但却更加有效地取得预期结果。同时，针对密尔主张的国家不仅要关注学校教育的年数，而且应该检查教育成效，如果学生没有达到既定标准，额外的教育就必须由家长付费的观点，韦斯特指出，如果密尔的理念得以实施，部分学生就会更加依赖电视和图书馆等来达到标准。正如国家规定个人开车之前必须获得最基本的驾驶技能，但并不需要规定每个人获得驾驶知识和技能的特定途径或使驾校国家化。 （二）对公共教育“邻近效应”原则的质疑 教育“邻近效应”主张教育的社会效益不仅局限于受教育者，而将延伸到整个社会，这种“邻近效应”成为国家干预教育更强有力的支撑。韦斯特对其进行了颠覆性的质疑，认为“邻近效应”只是干预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1.公共教育能减少犯罪？教育和犯罪之间特殊的“邻近效应”关系有多远？早期的经济学家对该问题的回答倾向于使用原始数据而认为无知是犯罪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教育发展和贫困的减少，青少年犯罪率却稳步增长”。[5]研究表明，义务教育的最后一年是青少年犯罪最严重的时期，并且在学期间犯罪的趋势与工作以后的犯罪趋势正好相反。韦斯特由此推断：公立教育能减少犯罪的观点并不能得到事实的支撑和理论的证明。事实表明，与私立学校相比，公立学校并没有减少犯罪，随着公立学校规模的扩大，青少年犯罪实际上有所增加。 2.公共教育致力于实现民主？国家民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政治素养，通常认为，公立教育有助于学生政治素养的养成。这种政治素养主要涉及熟悉普选规则、宪法精神以及提供政治领导的途径。在韦斯特看来，政府干预应该致力于政治素养的“正确”运用，而不是政治素养本身。首先，政治素养并非只有在公立学校才能得到最好的培养。相反，公立学校往往注重数学、科学等科目，忽略与政治素养更密切相关的宪法、经济、政治等内容，唯恐教育成为政府的宣传机构。其次，针对教育可以培养政治领导的观点，韦斯特指出，“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私立教育机构中接受教育的人更容易成为政治领导者”。[6]政府干预普遍存在于西方国家，并且似乎是政治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事实情况是民主被特殊利益群体、选票最大化的政治家和寻求自我利益的官僚主义者所操纵。当前，“公立学校的最终目标不是促进儿童的最大幸福或学校教育效益最大化，公共教育是发生寻租最为显著的领域”。[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