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 zéle et la bonne foi m'ont jusqu'ici tenu lieu de prudence.[以前，我一直用炽热情感和善良信念代替审慎] ——卢梭：《爱弥儿》，卷四 卢梭的《爱弥儿》是一部教育论，作者从人出生时刻谈起，细数人一生所经历的苦难。古希腊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规划(destin)多少是由相似的作品事先制定的。 ——夏多布里昂：《论古今革命》卷一，20章 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仅仅五年，夏多布里昂就动笔写作比较古希腊革命与这场现代大革命的专著，他对《爱弥儿》①的评介简厄得仅两句话，其间的逻辑关联却令人咂舌：一部教育论著竟然会引领一场改变全球各族人民生活方式的大革命。谈教育的书真的能有如此能量？如果夏多布里昂的说法不错，我们就得问，卢梭写作《爱弥儿》有自觉且明确的革命意图吗？如果的确有，他又是怎样以论教育的方式实现这一意图的呢？ 要说事先制定革命规划，卢梭在1762年4月出版的《社会契约论》②恐怕更有资格。事实上，《社会契约论》出版后，卢梭旋即被指控是在“攻击各国政体”……然而，卢梭却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社会契约论》不过是紧随其后(同年5月)出版的《爱弥儿》的注释性附录。③倘若如此，《爱弥儿》才是革命指南的正文……果然，上市不到一个月，巴黎索邦神学院发表文告，谴责《爱弥儿》宣扬异端邪说，巴黎警方奉命封杀，巴黎高等法院随之签发对著名作家卢梭的逮捕令，并当庭撕掉《爱弥儿》然后焚烧。 在两百年后的今天听来，这事简直像神话，卢梭无异于神话中的英雄——1978年6月，《爱弥儿》中文全译本面市，当时我们刚刚走出一场大革命，或者说对大革命尚心存余悸，却热烈拥抱这部革命指南，渴望从中受教，甚至企望它教会我们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除非我们搞错了自己，不然就是我们搞错了《爱弥儿》…… 一、“论教育”与灵魂的立法 《爱弥儿》全名为《爱弥儿，或论教育》，可以断定，这个书名是在模仿柏拉图。柏拉图的大部分作品以其中的人物来命名，这样的书名让人不清楚究竟要讲什么，因此往往有一个副标题，诸如《普罗塔戈拉或论智术师》、《斐多或论灵魂》、《斐德若或论美好》、《美诺或论德性》、《斐勒布或论快乐》、《阿尔喀比亚德或论人的天性》……如果要给柏拉图所有以人物命名的作品加一个总的副题，“论教育”恐怕最为恰切。 一般认为，《爱弥儿》是在刻意模仿柏拉图的《王制》(又译《理想国》，本来的篇名也可能是“忒拉绪马霍斯或论正义”)，④因为，卢梭在《爱弥儿》开篇不久就告诉读者： 你想要懂得公共教育的理念(une ideé de l'éducation publique)吗？读读柏拉图的《王制》吧。这可不是一部政治作品，像仅凭书名来判断的人所想的那样。它是从不曾有人写过的最佳教育论(le plus beau traité d'éducation)。(《爱弥儿》，卷一，页11) 卢梭精于修辞，这话很可能在暗示读者：如果仅凭书名把《爱弥儿，或论教育》当作我们所理解的教育论著就搞错了，实际上它是从不曾有人写过的最佳政制论。然而，我们从这个书名的确很难想到“论教育”与政治制度有什么关系。《社会契约论》明显谈的是民主政体及其法律制度的建设问题，因此是关于政治制度设计和立法的书。《爱弥儿》明明是在谈论如何从幼儿起教育孩子，为什么卢梭说《社会契约论》不过是《爱弥儿》的附录？难道《爱弥儿，或论教育》是民主政制立法书的正文？ 让我们从理解卢梭自己的这个说法入手。立法首先得有立法者，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立法者，就会有什么样的政体及其法律制度。可以推想，如果《社会契约论》是在具体探讨民主政体及其法律制度，那么，《爱弥儿，或论教育》就应该是在探讨怎样培育民主政体的立法者。我们知道，柏拉图既写了“最佳教育论”《王制》，也写了堪称探讨最佳政制论的《法义》，两者的关系的确可以看作：有什么样的立法者，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倘若如此，《爱弥儿》与《社会契约论》(乃至《关于波兰政体的思考》)的关系就变得容易理解了。柏拉图《法义》中的雅典人的确说过：必须订立“关于养育和教化活的灵魂”的法律，因为，只有当人的灵魂经过养育和教化，对人来说“生活才值得过”(《法义》，874d2-4)。这意味着，凡立法者都应该懂得，就其本质而言，法律当起到养育和教化灵魂的教育作用，谈论教育无异于谈论为人的灵魂立法。《爱弥儿》谈的正是如何养育和教化人的灵魂，因此，它与柏拉图的《王制》一样，是关于人的灵魂的立法书。 然而，《法义》中的雅典客人接下来又说： 必须为人制定法律并要人按[875a]法律生活，否则，人就与最野蛮的动物没有任何差别。理由在于，没有哪个人的天性会天生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即不仅认识到，对人来说，什么东西对城邦整体有益，并且在认识到这点后，有能力和愿意去[a5]实现[对城邦]最好的东西。(刘小枫译文) 这里所说的法律是所谓强制性法律，亦即惩罚各种自愿或非自愿情形下伤害他人的犯罪行为的法律，显然与“关于养育和教化活的灵魂”的法律不是同一种法律。有了灵魂的立法及其教化，为何还要订立外在的强制性法律？雅典客人的看法是，由于并非人人天生都有服从城邦共同利益的意愿和能力，仅有教化性法律并不足以实现人世间的良好秩序。如果教育制度是教化性的法律，那么，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教育制度，不等于世上每个人都能经教化而成为服从灵魂立法的好人。反过来说，对天生有优良德性的好人，就无需用强制性法律来约束。因此，教化性法律与强制性法律针对的是不同天性的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谈到立法的目的时说得更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