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碎片化”与“整合”

——再论全球史观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意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保星(1968- ),男,河南民权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内容提要:

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中存在的“碎片化”现象影响了外国教育史学科基本目标的实现。借鉴全球史观的理论与方法,变革外国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叙事单元,树立全球性教育史观;回归教育历史的交流与合作本性,加强教育交流史研究;科学认识世界文化与教育发展的中心及其位移,客观评价不同文化与文明体系对人类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均是有助于实现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基本目标的必要尝试。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02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2)09-0011-06

      我国外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的基本目标是:展示人类教育历史的整体画卷,再现不同文化与文明体系、不同国家与地域、不同种族与民族借助于教育所实现的人类文明水平提升过程,探讨教育在与社会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与宗教诸因素交互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发展规律与整体特征,评价教育活动对民族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所发挥的文化启智与知识支撑的历史作用。援引全球史观的理论与方法,整合并修正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碎片化”现象,应该成为促进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有益探索。

      一

      所谓“碎片化”(Fragmentation),一般将其理解为完整的东西碎裂为很多小块。作为一个概念,“碎片化”首先被应用于社会学领域,用于表述传统社会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特征,具体表现为诸多社会利益群体的出现及其差异性利益诉求的提出,社会成员的多样性,原有社会关系、市场结构和社会观念的一致性被打破。政治学领域的“碎片化”则主要用于表述统治权力的分散化以及国家认同取向的多元化。

      在教育研究领域,郑金洲教授将这样一种趋向表述为教育研究的“碎片化”,在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研究中,关心当下具体的教育问题,单一的教育实际,片段的教育事实,零散的教育观点[1]。

      参考上述“碎片化”的有关内涵,本文将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碎片化”主要理解为:在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关注具体的教育历史事实(如教育改革运动、教育历史事件、教育法案的颁布与实施、民族国家教育政策与教育体制等)与教育人物(如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政治家的教育事功以及哲学家、宗教领袖的教育立场),而未能从整体上关注人类教育历史变迁的整体趋势与历史规律,未能潜入人类教育历史潮流的浪底,探索教育历史发展的那些摆脱具体历史时空因素限制的稳定的发展因素与普遍的发展规律。外国教育史研究“碎片化”的结果,导致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领域逐步细化,具体专业研究领域也逐步深化,但缺乏对把日趋细化与深化的外国教育史学科整合起来的学科基本要素、骨干框架、核心概念及普遍规律的有效把握。有深度的外国教育史学科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研究成果尚付阙如。

      导致“碎片化”现象出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全球化因素。“全球化”作为一种描述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发展总体趋势与走向的概念,越来越引起世界性的普遍关注。学界大多基于两个维度诠释全球化:基于时间和空间维度,将全球化描述为人类活动及其成果的跨越具体时间和空间界限的传播、流动和影响;基于社会发展与变革维度,把全球化描述为构成人类最重要的活动单位与归属体的社会关系和人类社会交往的空间组织变革过程[2](P22)。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全球化概念不仅仅具有跨越时间和空间藩篱所发生的全球性流动意蕴,全球化进程还伴生着更为丰富的差异性的出现,自然地域的差异,社会文化的差异,政治价值与文明的差异以及宗教信仰的差异日益显著,伴生着全球政治体制、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的“碎片化”和“异质化”,伴生着世界“碎片化”和“多极化”发展趋势的出现。

      “碎片化”现象的出现,还接受了诸多社会学科及理论所提供的动力,后现代理论所强调的个别性与差异性,微观史学理论的影响直接导致历史研究“碎片化”现象的出现。以意大利史学家卡罗·金兹堡(Carlo Ginzburg)、埃多利亚·格伦第(Edoardo Greddi)、乔瓦尼·列维(Giovanni Levi)为代表的微观史学家,主张将史学分析的规模从宏观层面降低到微观分析以及个人分析的层面,将所有的社会行动理解为个体面对规范性现实进行反复谈判、操控、选择与决策的结果。

      “碎片化”还与作为新史学重要表现形式的“系列史”的出现有着内在联系。计算机在史学领域中的广泛引用,促使历史资料的量化和历史主题的细化成为可能,促成了系列史的繁荣。法国史学家多斯(Francois Dosse)认为,系列史成立的前提是历史系列之间的关联与过渡得到充分阐明与解析,而事实上系列史仅仅满足于表明某一系列特定的因果关系,历史的整体性被消解,历史呈现为一系列的“碎片”,历史学家丧失了社会科学舞台上的“乐队指挥”身份,沦为为其他学科提供“原料”的井下“矿工”[3]。

      “碎片化”现象在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主要表现为:教育人物、教育事件、教育思想流派的研究成为外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据统计,1994年至2004年十年间,我国学者撰写发表在《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等11种非教育史类刊物上的外国教育史论文共计266篇,其中教育人物与教育思想研究论文83篇(占论文总数的31.2%),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研究论文162篇(占论文总数的60.9%)。从外国教育史论文所涉及的国别来看,涉及美国的论文63篇,其次是日本43篇,前苏联27篇,英国19篇,法国8篇,俄罗斯4篇,西班牙3篇,瑞士3篇,菲律宾3篇[4]。而据邹洋先生对《教育史研究》2002年至2006年刊载论文的统计,五年间《教育史研究》刊发论文132篇,其中教育人物与教育思想研究论文26篇(占19.70%),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研究论文79篇(占59.85%)[5]。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