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代列车即将驶入21世纪之际，世人都在憧憬新世纪的来临，并积极为此作准备。其中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本文试图从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意义和过程意义两方面对其标准化与特色化及其关系作一探讨。与此相关或类似的问题还包括教育现代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共同性与个性等。 一、标准化指的是一种从地域意义上具有普遍性、共同性和统一性的教育现代化，但它又有别于“西化”。这里实际上涉及到教育现代化的全球化问题 早期的现代化倡导者和实践者们，便试图给现代化勾勒出一幅全球普遍适合、万世经用的目标蓝图。如奥古斯特·孔德、圣西门等在19世纪对未来工业社会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而伴随着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新兴工业社会的发展，许多人开始纷纷赞美这一人类有史以来的工业文明，认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是科学、民主、世俗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胜利；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顶峰。这种所谓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西化”，是把西方的现代化作为一个标准蓝本，其他区域则来进行“现代化”的仿效，统一于这一蓝本之下。如早在“五四”时代，在我国出现频繁的一个词就是“西化”与“欧化”，当时一些改良主义者认为西方即欧美列强是现代国家中独立富强的典范，中国要走向独立富强，就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奋起直追，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早期现代化思想。虽然经历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世界性的政治动乱、经济大危机、法西斯极权主义在欧亚资本主义心脏地区先后迭起等因素，使人们曾对西方现代化的样板性产生过疑虑。但很快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兴起，以及战后西方经济的持续繁荣把这种疑虑冲得烟消云散。50年代后期6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的倡导者们干脆把其理论使用的一般命题、模式、观念等，都扎根于西方现代社会，企图从西方现代化历史经验中抽象出全球普遍适用的发展图式。 真正对这种“西式现代化”提出挑战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工业国战后的经济景气开始衰退，以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崛起道路，人们开始怀疑西方现代化实践的样板性，甚至对是否能找到全球普遍适用的现代化图式提出质疑。随之而来的是现代化理论也因而遭到诸多激烈批评与非难；二是自前苏联的创立以来，世界上开始出现了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且在本世纪50年代以这一制度为纽带的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发展和壮大，这对“西化”倾向起到了有力的遏制作用。 相对以上的社会现代化而言，教育现代化的标准化又显得复杂得多。虽然在18世纪后期以后，伴随着西方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和现代化的真正起动，并由此带来的包括教育在内的“可怕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大变动的问题”，〔1〕教育现代化也曾出现过向西方学习、以西方为样板的倾向，如“西学东渐”继文艺复兴，特别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又一次形成高潮。但这种教育现代化的“西式标准化”从未彻底过，或象国家工业化的“西式标准化”那样为人们所推崇，而是有所保留。如中国在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戊戍变法”等，其目的就是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仍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这或许是缘于教育这一独特的社会活动性质，即教育与一个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等这些反映其本土性的因素更加紧密相关。 综上所述，实际上这里蕴涵着两个命题，一个是教育现代化需不需要，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在全球范围里相对统一、相对稳定的目标蓝图。如果这个命题确定下来了，第二个命题就是这个目标蓝图是不是“全盘西化”。 关于第一个问题，实际这里牵涉到过程意义上的现代化与目标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对这两个意义上的现代化，笔者曾分别作过一些论述〔2〕，但没有涉及到两者的联系与区别。从两者联系的角度， 过程意义上的现代化的终极目的是目标意义上的现代化，而现代化目标又牵引和指导着现代化过程。从两者区别的角度，过程意义上的现代化显示出更多的多样性，而目标意义上的现代化则有相对广泛的统一性。综而言之，对第一个问题似应从如下两个层面来认识：首先是作为一个在全球范围里得到广泛认同的概念和致力于的目标，现代化目标在某确定时期应有一个获得广泛认可的相对客观的和相对稳定的基本标准。而对于选择实现现代化目标的现代化过程，由于各国（地）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文化背景和原有基础等的不同而应是多种多样、各富特色的。如果把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如我们常常所说的“殊途同归”（也包括“同途同归”）。 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是与第一个问题相联系的，即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蓝图尽管是相对统一、相对稳定的，但绝不可把其视为“全盘西化”。至于说目前许多现代化指标与西方现代化指标一致或相似，并不意味着这是西方特有的，更不可认定为“西化”。这只是说明许多具有全人类性质的制度或观念（以具体指标形式反映出来），首先被较早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方国家所得到，尔后才扩展到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这些应看作是全人类的文明成果的结晶，不能因为其他国家在西方国家之后得到它，就断定这是什么“西化”。如果从过程意义上的现代化，如前所述，就更无“全盘西化”可言。当然这也不排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鉴别、有选择地选择西方化。因为“这样的西方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这种西方化当成最终的目标”。〔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