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是伴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而逐渐生成的。19世纪中叶美国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亚当·斯密的“勤俭节欲”型经济政策理念受到重创。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供给过剩，导致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消费不足，“节俭和储蓄固然是一种美德，但不利于社会发展；浪费和奢侈固然是道德劣行，但对社会有好处”[1]，并建议政府可以通过借钱来投资或消费，以促进经济转向繁荣。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采纳了凯恩斯的消费经济理论，推行新政，使美国迅速摆脱经济危机，走向经济繁荣。美国的成功脱困经验成为其他发达国家纷纷效仿的榜样，拉动内需、促进消费成为欧美国家政府经济政策的不二选择。“不消费就衰退”的信条也因此植入人心。于是，各国当局借助各种媒介、广告占据人们的视野、吸引人们的眼球，旨在塑造消费者，促进人们主动、积极、不懈地消费，消费社会由此形成。消费也因此突破了单纯的经济学含义，拥有了丰富的社会学与文化学内涵。与之相适应的具有独特文化品格的消费文化，“将我们熟悉的世界与公共的、社会的、宏观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并使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介入私人生活”[2]。重塑和改变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 一、消费文化的意蕴 消费文化是消费社会中人们用以感知、认识、理解、表现和回应消费生活世界的主要方式，是人们在消费生活中表达某种意义或价值的符号系统，也是为消费社会中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消费行为提供合法性解释的规范系统或意义系统。消费文化是通过表达某种意义或传承某种价值的消费符号话语系统，为消费生活提供价值解释和合法性支持。据此，笔者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消费文化的特定内涵。 (一)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消费既是一种文化产物也是一种文化行为 文化人类学认为，“一个人的欲望受到文化的界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其欲望也会不同，满足欲望的方式也不同；物品的消费本身就是一种人际关系、社会义务；物品价值的决定在于使用者的判定，而使用者的判定又受到文化的影响。”[3]消费者使用被赋予了文化意义的商品能够表示不同类别的文化、培养一定的生活价值理念、形成特定的生活方式、建构自我概念，并见证和标记社会变迁。[4]所以，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对象已不仅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含了大量的非物质性的精神所需品。即便是消费物品也不再仅仅是因为物品的使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因为物品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这种超越了经济学范畴而被费瑟斯通称为“文化渗透”的消费，因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成为一种文化活动。 (二)消费文化意蕴中的消费品超越了使用价值而具有了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 以往生产性社会的消费看重的是商品的有用性，耐用性是商品的首要价值。而进入消费社会，人们看重的是商品所表达或标示的社会身份、文化修养、生活风格等符号价值或象征意义，注重商品的文化内涵，以突显自己的个性品位。因此，在消费社会，任何物品想要成为消费对象，就必须使自己成为符号。消费符号化意味着消费不再围绕着需求或效用进行，人们考量和选择消费品不再局限于物品本体意义，更直接的消费动力源于物品的符号价值。消费符号内含的品位、格调、地位等指示意义，预示着商品与消费者个体身份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联。“人们通过对商品的消费来表现个性、品位、生活风格、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5]正是商品的符号差异构成了消费社会的差序编码系统，重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 (三)消费文化实质上凸显的是一种风格化、个性化的生活方式 德国人类哲学家蓝德曼曾说过，“人是社会的，因为人是文化的创造物，人是个体的，因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6]消费社会中，人不可避免地被消费文化型塑，但人又不是被动地受文化规训。消费文化遵循的是个人本位价值观，凸显的是个性和自由，个体在生活方式选择上拥有“绝对”的自主权。消费什么、如何消费，不仅体现了个体的生活态度、精神气质、文化修养，也反映了个体的创造力。不同的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映射着消费者不同的意义追求。而这种相互差异的意义自然地将社会区隔为不同的阶层与群体，社会结构的异质性增强。正是通过个性化的消费，个体的自我意识与物品的可能意义之间实现着异质同构，推动着商品的象征意义不断更新与丰富，实现着对社会系统的控制与整合。 概言之，消费文化是伴随着消费社会出现的，表达、体现或隐含着某种意义或传承某种价值规范体系的符号系统，既包含了把无节制的消费、无度的享受、无止境的消遣当做人生的终极意义和最大幸福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也隐含着平等、公正、诚信等积极健康的消费伦理和社会道德法则，是塑造和解读现实生活世界的社会文化力量。 二、消费文化对青少年道德观的影响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因具有人际联结功能而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消费文化所包含的消费规范、消费禁忌、消费伦理等不仅是人们消费活动的规约性力量，也是不断创制新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基础动力；消费文化通过对社会公众的消费化塑造有益于提升社会总体发展水平，有助于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有益于公众的公共意识的养成；而且消费文化背景下，商品的不断推陈出新、更新换代，尤其是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产品的不断丰富，不仅升华了人们的审美观念和生活品位，而且开阔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净化了人们的心灵，有助于公众道德水平的整体提升，这些无疑成为青少年道德观形成与发展的积极来源和支持性力量。与此同时，消费文化作为一种世俗文化，总是“以一种非政治化的、普遍的伦理、风尚和习俗的形式将个人发展、即时满足、追逐变化等特定价值观念合理化为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自由选择，因此，这种特定的价值伦理体系便构成特定社会制度生产与再生产的特定文化环境。”[7]其内在的价值悖论又使青少年陷入了空前的价值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