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2)11-0001-12 修订日期：2012-08-20。 20世纪后半叶，民主化“第三波”浪潮席卷全球，“政治领域最显著的进展是出现了从威权体制向民主化转型的普遍趋势”①。然而，我们在看到民主化转型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时，也要注意到，人们对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表现感到不满，很多国家的民主转型只是采纳了选举民主的形式，未能满足民主的实质，从而陷入了一个“灰色区域”②，甚至回潮。“在泰国、孟加拉国、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国，军人的霸道和政治上的恐吓、暴力已经严重破坏了政治民主的质量。在俄罗斯、土耳其、巴西、阿根廷、智利、加纳、南非等国，经济波动、社会不稳定已经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民主。更有甚者，尼日利亚的民主政权被军人推翻，重新回到了军政权时代。”③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元的，本文意在关注其中一个可能且重要的原因：民主化转型是一次成本巨大的制度变迁，在这个制度变迁过程中，转型成本由谁来承担，以及如何分摊，将直接影响到民主化转型的成功与否，进而影响民主巩固。 一、研究检视：民主化转型经济成本的发生模式 1.1 转型成本：从经济学的视野到政治学的视野 转型成本最初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主要用于研究经济转型过程中旧的经济模式退出、新的经济模式建构并替代旧模式所产生的各类成本问题。经济转型理论主要包括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激进转型流派和以“制度演进主义”为基础的渐进转型流派。前者认为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疗法”，坚信一次性彻底转型是最有效率的，因此忽视了对转型成本的关注与研究。但“休克疗法”的实施却使转型国家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些成本总是要由某些人来承担的，这也构成了继续改革的政治约束。④与此同时，渐进转型则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来减少事前政治约束，分阶段、分步骤、按次序地清除转型障碍，这就使改革具有了某种可逆性，减少了各利益集团对改革的“事前反对”⑤，其实是一个不断分解和分摊转型成本的过程。由于渐进转型涉及机会比较、试错矫正、成本分摊、损益补偿等问题，转型成本的理性计算就成为20世纪后期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 然而，目前对经济转型成本的研究相对较少。据学者文献综述，在国外，穆斯塔克·翰(Mushtaq Khan)将转型成本定义为“新制度的创始者为了平衡社会阶级集团的利益而制定政策时所需要承担的政治成本”；路易斯·卡洛斯(Luiz Carlos)等以转型(改革)成本为视角，探讨了经济转型达到更加理性的平衡所需要的条件；申章燮(Jang-Su P Shin)将经济转型成本引入到制度变迁的绩效评价体系中，通过对亚洲各国经济改革的分析发现，改革初期表现显著的转型经济体在转型中后期常常遇到挫折，被忽视的经济转型成本激增，这说明只有当经济转型的成本远远低于为补偿成本而生成的收益时，经济转型才是有效而合理的制度变迁。在国内，学者在渐进式转型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广泛而深入地分析了经济转型成本的内涵(樊纲、盛洪、徐彬等)、划分(刘世锦、高海燕、樊纲等)及变动特征(伍装、吕炜等)。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转型的深入发展带动了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对于转型成本的研究也随着“转型”的全面展开而不断引入不同领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转型成本”的概念与分析范式开始从经济学领域向政治学领域引入，“成本—收益”分析范式成为政治“转型成本”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1971年，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从“压制成本”和“容忍成本”此消彼长的角度解释了民主化转型，他认为，一个国家实现民主转型、促成多元政体出现，同该国统治者对“压制成本”和“容忍成本”的理性“计算”有关。“当预期的压制代价增加时，政府容忍反对势力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压制的代价超过容忍的代价愈多，形成竞争性政权的机会愈大”。⑦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将这两项指标加以延伸，提出了“官僚威权政体”的“发生模式”，并认为政府对反对者的“压制成本”与“容忍成本”会出现动态变化。当各阶层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政治参与意愿不高时，政府预期对民间社会的压制成本过高，民主体系可能维系。一旦经济发展面临瓶颈，传统的官僚又无力解决，而此时不满的社会阶层高度动员，政府对民间社会容忍所要付出的成本就迅速提高，当容忍成本明显高于压制成本时，以“压制阶级，提升政府能力”为号召的官僚威权政体将会出现。⑧孙代饶同样根据这一理论模型，分析了中国台湾民主转型问题，他认为，蒋经国推行“民主宪政”的政治改革，正是在对“压制成本”和“容忍成本”两方面因素认真“计算”后做出的理性策略选择。⑨ 1.2 对民主化转型经济成本研究的两个向度 (1)下降的经济增长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民主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层出不穷，其研究结论也不一而同。有学者指出，依照亨廷顿(Huntington)、西罗威(Sirowy)和英克尔斯(Inkeles)的定义与分类，过去研究的观点大体可以归集为二者是竞争关系的“矛盾”视角、二者相互促进的“相容”视角以及二者没有确定关系的“怀疑”视角三个方面。⑩其中矛盾视角的基本观点就是民主政治会阻碍经济增长，尤其在民主政治发展的初期，即民主化转型阶段，更会导致经济增长下降。吉亚瓦奇(Giavazzi)和塔贝里尼(Tabellini)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是有先后次序的：增长在前，民主在后。(11)民主的实现是有条件的，需要社会阶层结构与力量对比、公共机构现代化、社会公众共识度等方面均达到一定程度与水平，否则，民主不仅仅是一种风险，威胁到经济增长，也会使民主制度本身受到伤害，并可能给国家带来灾难，拉美国家的民主失败就是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