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2)05-0060-06 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哲学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①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等。70年代末期，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相继成为英国和美国的主导经济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官方意识形态对市场经济的承认以及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新自由主义由于与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有着某种“经验相似性”一度在我国知识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客体，主要包括三个维度：一是作为经济学理论的新自由主义；二是作为公共政策的新自由主义；三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②诺姆·乔姆斯基指出：“‘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③乔姆斯基的定义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是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继承和复兴，并指出“华盛顿共识”④是其理论的成熟形态。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给出了一个描述性定义，勾勒出了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形态，即“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和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的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个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⑤通俗地讲，新自由主义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下，不同的市场主体(私有企业)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自发调整行为，使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自由可以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⑥因此，新自由主义强烈反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反对“大政府”和福利国家制度，主张政府放松对市场的管制、自由贸易、产权私有化、市场行为最大化、国家角色最小化，“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是“裁判员”或“守夜人”，是规则制定者。在具体政策方面表现为降低税率，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减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开支，限制劳工权利，对外开放货物与金融市场等，上述诉求在意识形态上则描绘成保障个人自由、促进市场竞争与创新，通过自由贸易和市场交换达成社会利益最大化，最大程度地实现人的幸福。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无政府主义，它肯定政府在维护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国防等极少数公共事务中的作用。不过，极端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往往神话市场的作用，坚称自由市场本身就能确保经济繁荣和增长，市场化是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一放就灵”，实质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以市场化、私有化、机会均等、自由竞争、效率至上等话语推进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不断从经济领域泛化到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社会各个领域，对普罗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新自由主义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⑦综上，新自由主义已成为一种统制人的思想的强势话语，它在现实社会中业已成为人们判断问题的思考方式之一，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从历史转换的角度看，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之所以盛行，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事实：一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和美国遭遇两次石油危机，经济发展陷入“滞涨”(高通胀与低经济增长并存)，资本利润率下降，长期以来奉行的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新自由主义取而代之成为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实现经济复苏；二是20世纪70至80年代，两大对立阵营之一的制度代表苏联发展模式陷入困境，长期主导社会主义阵营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模式失去吸引力，紧接着冷战结束，“历史的终结”，“民主和自由市场”取得胜利，东欧与俄罗斯经济向市场化转型。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苏联的解体在西方导致了一种致命的胜利主义情绪。这种拥有世界历史的情绪产生了一种误导人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经济政策学说被吹嘘成了一种世界观，渗透到所有生活领域。”⑧三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西方跨国公司加速对外扩张，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分工调整，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新自由主义担负起从理论上论证对外开放市场、对内放松经济管制合理性的任务。 环顾国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人的思想意识中影响最深、转换最大的莫过于经济意识形态。从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通过先行先试，从局部到全局渐进发生的带有“松绑”意味的制度演进离不开相应的意识形态支持，这种制度演进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实践也强化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后全能主义(post totalitarianism)体制⑨下，“新自由主义”在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方面确有其独到的一面，但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历史传统和制度环境的预制性，当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既有“共相”，也有“异相”，它有自身独特的表现形态和理论旨趣，正如汪晖指出的“中国社会在国家权力结构的延续形式之下推动了激进的市场化过程，并在这一国家的政策主导之下，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积极参与者。这一延续与非延续的双重特点形成了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特殊性。”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的发育与壮大，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困境凸显，隐藏在“新自由主义”背后的泛市场化、非政治化和权贵化的复杂面相正逐渐被人们所辨别，得到揭蔽。 二、中国语境下“新自由主义”的掩蔽性 20世纪80年代早期，正是英国和美国逐渐放弃凯恩斯主义，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时期，此时，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刚刚起步，急需借鉴外国发展经验，东亚的市场经济模式以及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为密集出国考察的政府官员(11)和大量派遣的留学生所了解，并为国内一批较少受到意识形态束缚的青年经济学家所推崇(12)，逐渐开始影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和经济政策。在当时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强调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主张国家对经济活动“松绑”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精神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的意义。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消极影响也在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改革中迅速显现出来。例如1988年的价格“闯关”，这次激进改革使得通胀预期迅速形成，物价飞涨，加上“官倒”活动蔓延，引发了民众不满，最终酿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