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上个世纪80年代，当中国改革由“国家崇拜”向“市场崇拜”转变之后，不少学者都主张，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模式(韩竹林，1989)，理由是在过去计划体制时期的经济活动中，国家对经济过度干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然而，对于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矛盾在于国家正是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削弱国家的作用在许多条件下实际等同于削弱推进现代化的动力（注：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情形，前苏联与东欧国家改革进程表明在缺乏必要的国家力量背景下推行市场经济的困境。）。由于后发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常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为实现利益的整合，强有力的政府往往是惟一和最后的手段。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主张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要朝着“强国家-强社会”的方向发展(唐士其，1996)。但这类研究大多建立在宏观理论的演绎上，而从这一层次来检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却常受到材料、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并且容易流于静态的学理分析和描述，结果使这种“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存在于理想状态下。因此，如何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如何寻找到一个能具体地展现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过程的“现实样本”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在对闽南晋江地区进行长期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在中国现代进程中，国家行为与经济增长、社会发育的关系，探讨“强国家—强社会”模式的建立条件及其对中国寻求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的重要作用。 二、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职能的扩张 晋江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濒临台湾海峡，以其独特的农村工业化方式被中国社会广为重视。被费孝通等学者称为“晋江模式”(费孝通、罗涵先，1988：44)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上个世纪70年代至1992年晋江撤县建市，这个时期属于晋江的第一次创业时期，第二个时期则是从1992年至今，这个时期属于晋江的第二次创业时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这一区域海洋型商工传统让晋江人较早适应改革开放的潮流，以强烈的开拓意识办起了民间工业，开始了由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迅速转变。在第一创业时期中，政府多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贺东航，1999)，尽可能为当地民间经济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空间，起步时不强求规范，这一时期晋江经济的动力主要依靠地方社会的内生力来自我发展。 进入1992年后，晋江开始由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其社会经济结构日趋复杂，需要政府参与干预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晋江地方政府开始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积极介入经济领域，从“无为而治”到“有为而治”，动员资源去实现国家的、社会的、以及它自身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也随现代化进程加快而不断扩张，由此开创了由政府主导为重要内容的二次创业时期。 在二次创业时期，随着晋江社会经济发展，政府作为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增加了相应的职能部门。新增的部门涉及能源通讯、环境保护、劳动监察、金融管理等、还有因晋江经济迅猛发展而进驻晋江的部门，如海关、检疫局、民航、机场等。 在增加的政府机构中，与社会经济有密切关联的有生产力促进中心、市政府采购中心、土地档案室、城监大队规划中队、企业调查联络站、建筑工程招投标中心、流动人口办、土地储备中心、博士后科研管理中心等，这些机构成立后都挂靠在某些局办下面。还有许多带有官方色彩的机构，如食检所、质检所、实验室等。由于晋江卷入了与全国各地和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广泛的贸易网络中，晋江在与其有密切关系往来的几个省市设立办事机构。总的来说，虽然1992年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晋江也取消或合并了一些不必要的部门，但增加的数量远大于取消的数量。 与此同时，晋江市公务员数量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从1992年开始的二次创业期间，晋江政府的人员扩编相当强劲。1993年晋江机关与事业单位干部数为9114人，而到了2001年至少有20204人，8年时间晋江机关与事业单位人员扩张了1倍多（注：作者曾想获得二次创业时期政府人员和机构的扩编数据。但编办负责人婉拒提供精确的数据。不过，我在历年的《晋江年鉴》中发现了相关的数据。）。政府的经费开支也不断增长，从1993年起，政府用于行政管理的支出开始大幅增长。仅以政府的行政管理费为例，1993年，晋江市决算的行政管理费是2178万元，这个数字比上一年增长42.53％。1994年，政府的行政管理费决算为3075万元，比上年增长41.18％。以后从1995年到2001年，政府的行政管理费平均每年都保持近20％的增长速度。到2001年，这项决算经费比1993年增加了3倍多。公检法部门的支出甚至更高，2001年的支出是1993年的6倍。值得注意的是“其他”项目的支出持续增加(之所以未列出明细项目，是因为往往作为政府的特别开支)。除了行政管理费用大增之外，还有两项数据也说明了晋江地方政府正变得“强大”起来。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第三产业中，晋江市“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创造的产值1995年是20107万元，到了2001年，由“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创造的产值为117534万元，6年时间增长了5倍多(晋江年鉴，2003)。 二次创业时期，一些政府部门的职能明显强化，而且在职能上分工更细（注：原来一个部门承担的职能被分解到多个部门。在二次创业时期，在晋江，一些原来称为“科”的部门升格称为“局”，而“局”内部又细化了一些分支部门。），这些强化和扩展的职能部门包括如下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经济秩序、劳动人事与社会保障、公共资源管理与保护、安全和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