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类界限与文学接受论

作 者:
陈军 

作者简介:
陈军,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达拉斯分校访问学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文学理论、文艺美学,江苏 扬州 225002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文类界限的辩证特征与文学理论的诸多维度息息相关。文类界限与文学接受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作品归属文类的确定是文学接受顺利完成的首要条件之一;文学接受者内化的文类传统对文学接受会形成良性的审美张力场,有助于增强审美感受;文学接受对文类界限的特征具有某种程度的决定作用。文类界限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表现为:清醒的文类意识是开展有效文学批评的必然要求;文类界限决定着文学批评结论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张力关系;文类界限的态度取决于文学批评的实际目的。“以文律曲”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亲自实践并成功演示了文类界限“不离”的一面,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样例之一;同时,“以文律曲”对文类界限的态度及其对戏曲创作、审美等方面的不利影响也必须要进行认真批判。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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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10-0152-07

      文类界限(boundary between genres)主要关注和考察文类之间的关系,它是文类理论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外古今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都曾引发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影响巨大而久远。我们已经专文讨论过文类界限的辩证特征问题①,认为文类界限既相区别(“不即”),又相联系(“不离”)。

      我们以为,文类与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含文学批评)、作品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图表示。

      以此互动关系为基础,本文要探讨的是文类界限与文学接受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作品归属文类的确定是文学接受顺利完成的首要条件之一。作品进入文学接受程序的充要条件就是其必须划归一定的文类。“一个文本不能不属于一文类,没有文类,它不能存在。每一文本都属于一种或几种文类,没有不入类的文本。”②接受美学认为:“正如任何语词交流活动都离不开普遍的、社会的或环境决定的规范或惯例一样,我们难以想象一部文学作品处于知识的真空之中没有任何特殊理解环境。在此范围内,每一部作品都属于一种类型。”③与此同时,接受者也都是在一定文类传统熏陶下投入到文学阅读过程之中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文本不入类的动作实施者(接受者),是接受者将自身掌握的文类传统投射到有待接受的文本之上。这也有如结构主义诗学所说: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或文本之所以被当做诗或小说等不同文类进行阅读,原因在于接受者自身所具有的“文学能力”(literarycompetence)。这种能力的内涵之一就是诸种文类传统的内化。在文本必须归类、接受者凭借自身内在的文类传统进入阅读这样的背景之下,文类的界定对于文学接受而言就显得异常重要。“文类是文本产生的期待当中的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一旦一个作品已被确定属于一特定文类,这时,读者就会产生明确的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和什么规则运用到了这个特定的故事的世界”④。文类归属的确定宛然在接受者与作者之间签订了一个“契约”,预设了一个接受、阅读的特别的期待视野,来规约和统筹作品各个组成要素和细节,进而实现文本意义的表达。故而不同文类构成了阅读起点处的不同期待视野,或是阅读契约,对文本意义生成的方式、过程、结果施加影响。所以卡勒说:“同样一句陈述,如果出现于一首颂诗或一出喜剧中,读者就会作不同的处理。读者在阅读悲剧和阅读喜剧时对剧中人物的态度是不同的,如果他阅读的是喜剧,他则会期待全剧一定以数对美好姻缘告终”⑤;“对于读者来说,体裁就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式和期待:知道我们读的是一本侦探小说还是一部浪漫爱情故事,是一首抒情诗还是一部悲剧,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期待,并且会对能够说明意义的东西作出推断”⑥。赫施则从“解释的有效性”出发,同样提出:“解释者通过把本文归类于某个特定的范型,他也就自然地确定了一个宽泛的含义视野。范型代表着对整体、对类型化含义成分的一种构想,因此,在我们对某件本文作出解释之前,我们往往已把该本文归类为随意的会话、抒情诗、军事指令、科学论文、小说、叙事诗等等。”⑦麦尔也指出:“读者对文本类型的了解……是影响阅读过程的支配性条件。读者反应根据一文本是属于诗、新闻故事还是笑话而有较大不同。”⑧值得一提的是,不同文类归属对于文学接受结果的影响细节,西方一些学者已经作出了初步探索,为理论说明提供了难得的一手实证资料。卡勒为了说明内化的文类传统对于阅读的重要性,曾经提出一个证明方案:把新闻报道的散文和小说当中的一句话,按一首诗的形式排版。尽管英语语法没有改变,但是文本在文类改变前后产生了不同意义。卡勒最后得出结论:在文类改换的前提下,“阅读程式引导读者以新的方式看待语言,从先前未曾发掘的语言中又找到了某些有意义的属性,把文本纳入了与前不同的一套阐释运作过程”⑨。如果卡勒的论证还略显抽象,那么心理学家伊万恩就曾通过详细具体的实验证明,相同文本在文学的诗和新闻的散文两种状态下,就最直观的方面而言,前者的阅读速度要明显慢于后者,经测定,分别为289毫秒/字和333毫秒/字。伊万恩最后说:“不同的文类期待,独立于文本特征,对文本阅读过程、结果施加不同影响”;“文类期待要求读者以特别方式安置他们占有的资料,以适合特定文类的要求”。⑩

      反之,如果在进入阅读之前,我们没有能够合理地界定好文类归属,那么对于文本的接受、理解就会误入歧途,在作者编码与读者解码两种行为之间的误解或错解就会在所难免。如此一来,文本既有意义、主旨、情感等就不会得到应有而全面的挖掘和呈现。

      第二,文学接受者内化的文类传统对文学接受会形成良性的审美张力场,从而有益于增强审美感受。文类界限特征中的“不离”的一面允许我们积极探寻既定文类归属之下的文本本身所可能同时归属的其他文类或其点染的其他文类的特征,从而增加审美感受的深度、广度和力度,获得最细密醇厚的美感。首先就本文归属文类的交叉性问题来看,我们提出,文类作为基于文学作品自身及其存在时空的多维性而秉持的审美策略,一个作品置身的文化维度是多面性的,所以文类策略的本质决定了作品可能处于不同文类交点的特征现象。查德勒、比彼等人都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了这一特征。比彼说:“每一个作品包含在不止一种文类中,即使只是一种暗示”;文本“必须通过不止一种文类的视野来分析,为了它们的信息拥有任何的有效的意义和价值”(11)。不同策略是对作品不同侧面的重点突出与强调,因此从不同文类出发开展对于同一作品的解读阐说,实质之一就是有意识地提醒读者对作品接受的全面性、深入性。由此而来,不同策略之间、不同归属文类之间就会自然形成一个无形的张力场。它既是一个作品诸多维面之间的张力场,又是审美的张力场。例如《红楼梦》作为章回体长篇小说,读者可以去寻觅故事发展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体验小说情节进展的波起云涌与悲欢喜愁;作为政治小说,读者可以通过仔细体味家族兴衰,清晰揭示出波澜不惊的生活背后潜藏着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作为情爱小说,读者可以伴随着宝黛爱情的曲折起伏感受男女丰富细腻的爱情世界带给他们以及我们的欢愉、幸福、忧愁与绝望。古语云:“作者以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12),作者运情以生文,读者披文而入情,这种接受的个体差异性过去一直停留在对于文本内容层面的理解差异,实质上我们从文类角度来看,当也包括了对于文本归属文类的差异把握。正是这种文类差异把握之根本,才产生了对相同文本理解阅读上的不同侧重或倾向,但这种侧重又都受一定的张力作用,共同指向对作品的全方位、立体性的扫描和透视。

      其次,我们从一文本在归属既定文类前提之下,可能兼具其他文类的特征而言,这是一种比较特殊但又很普遍的文类界限的体现方式。例如我们可以在小说中觉察到集中和典型体现在戏剧里的情节发展的戏剧性、矛盾安排的集中性,可以从诗词曲当中体会到叙事文学擅长的人物塑造的典型性,等等。这就避免了欣赏单一文类可能存在的单一的美,赋予文本丰富多彩的美感幅面。因为没有任何属于一定文类的作品不具有其他文类的特征。席勒、雨果、别林斯基、凯塞尔、姚斯、迈纳等人都曾指出了这个现象的客观存在。例如别林斯基说:史诗、抒情诗和戏剧“虽然所有这三类诗歌,都是作为独立的因素,彼此分离地存在着,可是,当出现在个别的诗歌作品里的时候,它们相互之间不是经常划着明显的界限的。相反,它们常常混杂在一起而出现,因此,有的按照形式看来是叙事的作品,却具有戏剧的性质,反之亦然。当戏剧因素渗入到叙事作品里的时候,叙事作品不但丝毫也不丧失其优点,并且因此而大有裨益”(13)。例如在戏剧《西厢记》第四本“张君瑞梦莺莺杂剧”第三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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