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吧与艺术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在许多人眼里，酒吧是艺术的天堂和圣地，那些行为乖戾、愤世疾俗的艺术家在酒吧里放浪形骸、遗世独立的身影，为酒吧染上一层层厚重的迷幻色彩。酒吧对艺术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在后现代消费空间中，酒吧为后现代艺术的生产提供了哪些资源？酒吧与艺术之间构成着一种怎样的关联？ 酒吧中的艺术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传统艺术崇尚高雅，传统艺术家将艺术视为某种神圣之物，将艺术视为神圣的殿堂。而酒吧里酿造滋生的艺术，从一开始就带着对传统古典艺术的强烈反叛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酒吧里的艺术是一种反艺术，酒吧里的美学是一种放浪的美学。在酒吧的反艺术实验下，在酒吧的反美学放浪中，艺术从正襟危坐的神圣殿堂走人到大众消费的空间。这是一种先锋性的实验，一种颠覆性的叛逆，一种反艺术的艺术。作为后现代的大众消费空间，酒吧为各种反艺术反美学的艺术实验，提供了资源和场地。 酒吧与艺术的关联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派先锋艺术与酒吧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先锋派艺术的产生与酒吧有着特定的历史空间关系。 19世纪末，在法国巴黎的塞纳河左岸，聚集着一批艺术家。这些“艺术家的性格和人品也形形色色、各式各样。有的生活清贫、省吃俭用，却全力资助他人；有的收入颇丰、过着奢侈的生活，却背叛恩人，见死不救；有的喜欢热闹，整天前呼后拥，从酒吧到舞厅，从舞厅到郊外，毫无计划地荒度终日。他们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在酒馆酒吧中打架斗殴、寻衅滋事，身边女人成群，更换不迭……。”[1](P2)在这群人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大师级的艺术家，他们是：毕加索、海明威、阿波里奈、阿拉贡、莽迪利阿尼、马蒂斯、雅里、雅克布、马雅柯夫斯基等。艺术的崇高与肉体的卑微，灵魂的圣洁与酒后的放荡，痛苦与狂喜，创造与疯颠，在塞纳河左岸的酒馆酒吧里展示着光怪陆离的面影。 这些先锋艺术家的生活就是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从一个女人到另一个女人，从无度的酗酒到艺术的宣言。阿波里奈在醉酒中写下了他的诗作《酒精》，并在酒吧的喧嚣声中高声地朗诵。毕加索经常泡在“机灵兔酒馆”中寻找灵感，还创作了一幅浑身披带花环的自画像《在机灵兔酒馆》。在“流浪者之家”，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与乔伊斯喝酒放歌。在自杀之前，海明威为怀念青年时代在塞纳河左岸酒吧所度过的放浪生活，写下了《欢乐巴黎》。达达主义曾在“伏尔泰酒馆”的酒精浓度里发出宣言。同样，超现实主义的宣言也是在酒吧的迷醉里宣告诞生。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金斯堡在烟雾缭绕、酒气醺天的酒吧里一声《嚎叫》，宣告了垮掉时代的开始。与金斯堡同道的凯鲁亚特、巴勒斯等人从一间酒吧到另一间酒吧，将艺术创作带入了纷乱迷醉的后现代时期。垮掉一代的艺术创作同酒与酒吧的关系达到了唇齿相依、水乳交融的境地。酒吧已成为他们生存的一种形式，酒吧几乎成了他们生存的惟一空间。在酒吧里酗酒，在酒吧里狂欢，在酒吧里迷醉，在酒吧里疯狂，在酒吧里垮掉。酒吧是这一代人垮掉之后的惟一废墟。在废墟中他们成了一群燃烧、燃烧、再燃烧的家伙。今天，酒吧已成为祭奠垮掉一代文学创作的神圣殿堂。每当凯鲁亚克的祭日，人们便纷纷来到当年凯鲁亚克经常出没的“彩虹酒吧”：“10月4日傍晚在‘彩虹酒吧’(Rainbow Café)举行的凯鲁亚克作品朗诵会值得一提。这家名字很有诗意的酒吧位于洛威尔市中区卡博街，门面毫不惹人注意，砖墙已显得陈旧灰暗，如果不是半墙之上的窗口闪烁的霓虹灯、贴在门廊之上的一幅书写着‘KEROUAC·DAY’（凯鲁亚克节）的彩色广告及酒类饮料标价，陌生人不会以为这是酒吧（美国街头的酒吧大都门面考究，装饰别致，各具特色）。它显得太寒伧，但却更有历史感。我同马克进入酒吧，只见面对吧台的一排高高的座椅，沿墙及前厅安放着火车雅座式的高靠背座椅，两张座椅之间有一张矮条桌，铺放着桌布，上面摆放鲜花瓶、饮料食品和烛光灯。后厅没安放座椅，实际上是一个舞池，有自动唱机。座位上都坐满了人，有的人只好站着。我注意到酒吧前厅右角虽然拥挤，但在大冰柜旁边却布置了一个凯鲁亚克角落，张贴着大幅凯鲁亚克照片及‘凯鲁亚克节’的招贴画。”[2](P436)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纽约的格林尼治村聚集了一大批先锋艺术家。格林尼治村的崛起是后现代文化历史时刻的关键性象征。后现代艺术大师杜尚是格林尼治村的主要创建发起人之一。在这一充满波西米亚精神的地带，酒吧和咖啡馆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空间。所有的先锋性艺术实验几乎都在这里创作和演出。 在格林尼治村的酒吧里，后现代艺术的时间与空间诞生了。先锋派表演、波普艺术、行为艺术、摇滚音乐等后现代主义艺术在这里滋生蔓延。小说家罗纳德·萨根尼克在《下去与进来》中描绘了1948～1986年间的酒吧与咖啡馆的文学景象。在萨根尼克叙述中的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中，圣热默是最受某些“垮掉的一代”诗人及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喜爱的地方。萨根尼克说：“他们中有天主教社会活动家多萝西·戴维斯，还有约翰·凯奇、默瑟·坎宁安、保罗·古德曼、朱利安·贝克与朱迪思·马利纳。那时也有许多作家不去圣热默及布利克街的咖啡馆，而到‘东村’的一个叫‘斯坦利’的酒吧去。‘东村’的诗人与小说家，比如戴安娜·狄普瑞玛、特德·贝里根、杰罗姆·罗腾伯格、罗切尔，欧文与卡罗尔·伯奇——这些比‘垮掉的一代’稍年轻的同时代的人，已经在试图创造出自己的‘景观’来对‘垮掉的一代’卓著的声名做出反应。他们在咖啡馆参加社会活动、交流思想，并进行表演。正是这种流动的咖啡馆景观——非正式集会场所的规律性巡回演出——为所有领域的艺术家提供了社团基础。”[3](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