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2－0178－10 20世纪60年代，当文学社会学在西方方兴未艾之时，德国经验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人物、科隆学派的西尔伯曼(Alphons Silbermann,1909－2000)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之间展开了激烈论争。在这之前，西尔伯曼与阿多诺各自发表过音乐社会学专论，他们不仅在音乐社会学上的观点格格不入，而且在1960年代著名的“实证主义之争”①中针锋相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阿多诺等著名思想家继承战前德国“文学社会学”研究之理论思辨的传统，开辟了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新局面。西尔伯曼对风行于欧洲大陆的反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精英思潮十分反感，怀疑理论的实际效果。他认为艺术作品就是商品；艺术家、艺术品、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商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因此，他注重的是研究三者之间的社会行为、依赖关系和相互作用。他把文学社会学看做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或曰特殊社会学，并用社会学的方法来从事文学研究。 经验主义与批判理论的激烈对抗，注定了西尔伯曼与阿多诺之水火不容。阿多诺所阐释的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也完全体现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他的历史哲学立场以现当代的人和社会的全盘异化为认识基点；他所秉持的超越现实的批判理论，把艺术看做对堕落的市民社会的彻底否定。文学社会学涉及艺术与社会的整体关系，并在整体框架中探讨优秀的文学艺术及表现形式，考察社会结构在作品中的体现。而所谓艺术的社会效果，只是整体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他极力反对经验实证的文学社会学所注重的社会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反对轻作品、重效果的文学艺术研究，并视之为纯粹为市场服务的商业化方向。 阿多诺睥睨所谓独立的文学社会学，西尔伯曼则竭力使之成为一个完善的学科体系。“西－阿之争”极具典型意义，它不仅折射出彼时德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社会学研究中两个重要派别的立场分野，同时也对那个时代文学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而那正是文学社会学在西方蓬勃发展之时；并且，它也对这两个方向后来的拓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他理路的探索，亦不可能置之不顾。此外，“西－阿之争”在有关文学社会学的定义、学科归属等问题的争执中，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西尔伯曼－阿多诺之争 西尔伯曼是德国经验主义艺术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②他的社会学研究起始于音乐社会学，1955年发表《音乐社会学引论》，西尔伯曼因此而被许多人视为音乐社会学之父。该著中的一些观点，后来见之于其《文学社会学引论》(1981)。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和菲根(Hans Norbert Fügen)的文学社会学思考，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尔伯曼的观点。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埃斯卡皮之后，尤其是菲根将文学社会学视为一门“特殊社会学”亦即“专门社会学”之后，学科意义上的“文学社会学”才真正确立。也许更多受到菲根的启示，作为社会学家的西尔伯曼的文学社会学学科意识更为清晰，视之为地位特殊的独立学科。 经验主义艺术社会学把探讨艺术的“历史－社会决定性”视为“陈旧的评价癖”，认为其太容易受到“先验思维方式”的摆布。[1]虽然“文化现象及其内涵、评价和作用存在于社会，或曰见之于不同阶层、阶级和群体的结构层面”，但是经验主义艺术社会学坚决反对“美学议题和社会议题的杂糅”。[2]西尔伯曼提倡的艺术社会学，完全区别于阿多诺所发展的历史哲学美学。而阿多诺的理论纲领所针对的，正是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艺术社会学或文学社会学，这充分见之于发生在1966年和1967年的“西－阿之争”。 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文学研究，无论是评述性的还是历史方法的、综合性的还是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都在沿着自己的传统向着既定的方向走着。也就在那个时期，社会学方向的文学研究崭露头角，并愈来愈赢得人们的青睐。这类论述的“潮水越来越大”，这是西尔伯曼当时的印象：“它们试图探讨社会框架内的这种或那种文学现象，这种或那种文学思潮。一个训练有素的艺术社会学家马上就会发现，这些努力从尝试到成果，最终由于不熟练的社会学思维而落空。”[3]这可视为西尔伯曼1966年发表《文学哲学、社会学的文学美学还是文学社会学》的缘由。 西尔伯曼在该文中抨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数落了本雅明、阿多诺、卢卡契和戈德曼的文学观。他提出质疑：如在考察波德莱尔或巴尔扎克的作品时，难道可以从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这一大蛋糕中切出一块进行社会学分析？他在这里明确批驳了本雅明和阿多诺的做法，即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和阿多诺《关于一个虚构小品的讲演》。西尔伯曼认为阿多诺有权发表他的观点，但是人们需要分清，此时说话的阿多诺不是一个社会学家，而是文学批评家。惟其如此，阿多诺的追随者才不至于把阿氏所有话语都当作社会学的不刊之论。[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