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文革”刚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从完全闭塞、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蒙昧状态走出来，充满了对新思想和新知识的饥渴，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对西方当代各种新理论充满了好奇和了解的愿望。在80年代初，董秀玉女士到北大和我认识，约我在《读书》杂志上开设一个“现代西方文论略览”的专栏，每期发一篇文章介绍20世纪西方文论。于是从1983年4月到1984年3月，我在《读书》上连续发表了十一篇文章，介绍了从精神分析、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到神话和原型批评，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阐释学到接受美学等各种批评理论。那是“文革”之后在国内最先系统介绍当代西方的各派文学理论，可以说恰逢其时，正好适应了当时大家希望了解当代西方文论的急切需要，所以那些文章刊登出来之后，读者反应相当热烈。那时候在文学批评领域，机械的“反映论”仍然是占据正统地位的观念，介绍当代西方文论有助于打破“反映论”那种僵化的教条，所以无论是新批评还是结构主义，阐释学还是接受美学，对当时国内的文学批评和研究说来，都有刺激思想、开阔眼界的作用。后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把这些文章结为一集，作为“读书文丛”之一种在1986年出版，书名题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我在那本小书的“前记”里说：“我认为仅仅介绍这些理论是不够的。它们各具特色，也各有局限，各派文论家在提出某种理论，把文学研究推向某个新的方向或领域的时候，往往又把话讲得过火冒头，走向某种极端。我们可以了解各派的理论，但不可尽信盲从其中的任何一派，而所谓了解其理论，本身已经包含了解其问题和局限的意思在内。”①这是我当年的看法，现在已经近三十年过去了，但仍然觉得这几句话一点没有说错。西方各派文论的确各有其独到的见解和长处，但也的确常常走极端，所以我不愿盲目跟从其中任何一派，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在我看来，机械搬用一种理论，套在一部文学作品上，做出号称某派或某种理论方法的作品解读，实在是没有出息、极端枯燥乏味的文学批评。能够用理论的眼光来审视文学作品的各个方面，在历史、宗教、哲学和社会政治的大背景上，在文学自身的发展和传统当中，对文学作品做出全面而有说服力的解释，使读者认识到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能够更深地欣赏作品在文学表现方面的创造性和审美理念，那才是真正好的文学批评。我们当然应该了解西方的文学理论，吸取当中有道理有价值的部分，从中得到启发，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决不能盲目跟从西方理论的权威，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失去自己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能力。例如常有人说，作者已经死去，现代文学研究要以读者为中心。可是说这样话的人，都不过是听从罗兰·巴尔特这位作者的话而已。在西方文学研究中，作者不仅没有死去，而且近年来出现了很多回应巴尔特的讨论，在文学研究中，可以说作者已经在新的理论探讨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②。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简单追随一时风行的理论是多么可笑，而且那样做永远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看法。 我那时介绍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从阐释学到接受美学这些理论，还都是对文学本身的思考和分析，但西方文学理论后来的发展逐渐脱离开文学本身，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化的色彩。例如女权主义理论认为文学传统体现了父权制度压抑性的传统观念，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西方经典体现了白人殖民者的观念，同性恋者认为整个传统社会价值是压制性的，福柯认为知识和权力有共谋的关系，德里达批评整个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于是西方文学理论中展开了“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运动，身份认同的政治(identity politics)变成一种潮流，文学研究逐渐被文化研究所取代，研究对象由传统的文学作品变为通俗文化产品，电影研究几乎压过文学研究。就像任何革命一样，边缘占据了优势而成为中心，传统的中心被颠覆抛弃，传统文学研究中讨论的审美价值之类问题不再是文学或文化批评关心的问题，而身份认同、性别和性倾向、少数族裔等等问题，则成为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 这一变化当然有其整个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环境变化的大背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由以传统的白人价值观为主导，逐渐转变成一个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如果说过去美国的典型意象是各民族的“大熔炉”(the melting pot)，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移民来到美国，都被同化吸收到美国社会里，接受占多数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价值观念，融入美国社会，那么在70年代之后，这个观念就不断受到挑战，而逐步被多元文化的观念所取代。于是从不同社会层面对主流和传统的挑战层出不穷，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特点。从美国社会构成本身说来，白人多数也逐渐受到挑战，来自墨西哥和其他南美国家以及亚洲的移民，数量越来越大，在美国产生极大影响。这些大的变化总的说来使美国社会变得更开放、更民主，尤其对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给予了致命的打击，这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但与此同时，这些变化也必然造成美国社会在观念意识和社会结构上的问题，形成社会的碎片化，缺乏共识。在文学和文化方面，这种正面和负面的成分都有所反映，也就形成了上面所说各种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 我1983年从北大到哈佛，1989年在哈佛毕业后又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近十年，对美国大学里文学理论的作用和局限可以说有了更深的了解。80至90年代正是我上面所说文学研究逐渐转变成文化研究的时代，我深感在美国，文学理论越来越脱离文学，越来越抽象晦涩，也越来越政治化。文学当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文学也绝不等同于政治。中国在“文革”中早已提出过政治高于一切、文学为政治服务，也早用政治作为评判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郭沫若在成都杜甫草堂曾经题写对联称赞杜甫说：“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世上疮痍，诗中圣哲。”可是“文革”中为了迎合毛泽东扬李抑杜，却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写了《李白与杜甫》，用断章取义的阶级分析法来极力贬低杜甫，甚至连《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样的诗，像“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这样的诗句，也一定要误解曲说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杜甫把贫下中农的孩子称为“盗贼”。经历过“文革”的我，对这样的所谓“政治批评”实在极其反感，不可能把这种政治化的“文学批评”当成认真的文学批评，所以我也就不可能接受西方理论中越来越狭隘的身份认同的政治，即认同自己所属的小群体，如女性、族裔、性别倾向(即同性恋或双性恋)等等，不可能把这些视为判断一个文学作品或文化产品价值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