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事业的发展和学术理念的创新密切相关。原创是最可宝贵的，但原创是非常艰难的。学术理念的创新往往都是通过学术对话来实现的。我这里所说的对话，主要是指传统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西方文论，尤其是西方现当代文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对话。这种学术对话是发展和建设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理路。 一、对话的重要话题 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语境中，充满了西方话语。西方文论的本土化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是同步进行的。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当代文论呈现出强势状态，拥有话语的主导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往往受到西方现当代文论和西方现当代文论本土化的阻遏，实际上是在西方现当代文论和西方现当代文论本土化的夹缝中艰难进行的，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鉴于此，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必须正确对待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思想理论资源，通过学术对话，承接西方现当代文论之所长，融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之中，重构新质态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一)文学的自然生态研究、社会历史研究和人文研究的关系 首先谈文学的自然生态研究和人文研究的关系。由于自然生态的危机，这个问题越来越得到学界重视。围绕自然与人的关系，同时或交替出现两种对立的理念，即“自然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论”强调自然是人类的一部分，主张自然服务于人类，是造福人类的物质资源。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一个学科组提出了提升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即把自然科学社会化和人文化，并将自然科学视为一种实质上的“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理念客观上有助于进一步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如果极端运作，又可能会加剧人类掠取自然资源的竞赛，从而引发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加重自然生态的危机。“自然中心论”主张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人类不过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平等关系。我们注意到，西方一些生态主义者和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不谋而合，对维护自然生态是有益的，但如果过度强调，又可能遏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这两种理念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片面性。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不应当是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而应当友好互惠，和谐相处。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哺育和反哺的关系，是共存和互养的关系。我们既要善待人类，也要善待自然环境，促进和建构两者关系的良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通过对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作家作品的评论，主张通过社会变革，实现从封建宗法式农耕社会向民主制市民社会的转型。同时，他们又提醒人们注意，对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会付出沉痛的代价。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颇有预见地揭示出建构人类和自然和谐关系的前景。经过深刻的漫长的历史过程，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互走向，彼此靠拢：即人道主义走向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趋于人道主义，使两者得以双重实现，逐步达到完美和谐的理想境界。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为基础，以开放的心态，吸纳西方文论中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资源，创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生态学理论。 其次，谈谈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和对文学的人文研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拥有深刻系统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对文学与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关系的阐释缜密而精当。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文学与人的关系的研究显得薄弱些。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人学思想仍然具有许多深刻的框架式表述。如关于人的社会属性和人的自然属性的关系理论，关于人的客体性和人的主体性的关系理论，关于人的群体性和人的个体性的关系理论，关于人的认知关系和人的价值关系理论，关于人性的共同性和人性的差别性的关系理论，关于人的自由、异化和解放的理论，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艺人学理论理应得到更具有时代感和当代性的发展。西方文论具有极其丰富的人文主义的理论思想资源。从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的、传统的人道主义到现当代各式各样的新人本主义，如归属于“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的主要派别的胡塞尔的“现象学”的人本主义，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狄尔泰的“解释学”的人本主义，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的人本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的人本主义，都从不同层面对文学与人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开掘，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文维度大有助益。这中间也出现过一些非常极端的主张，如福山宣告“历史终结论”，德里达声称“人的终结论”和福柯鼓吹“人的死亡论”，尼采宣扬“上帝已死”、“理性的人已死”，罗兰·巴尔特主张“作者已死”等等。对这些“深刻的片面”的真理，应当进行科学的鉴别和剖析。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非常注重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但并不是只强调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忽视文学与人的关系，不是只强调文学的社会理性和历史精神，拒斥文学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而是主张文学的历史精神和文学的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反对脱离人文精神片面地强调历史精神，或脱离历史精神孤立地强调人文精神。在与人文精神的联系中倡导历史精神，或在与历史精神的联系中提升人文精神，都是应当支持和鼓励的。文学与人的关系和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实际上是密不可分、血肉相连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论述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实质上也应当是从社会历史的视域阐发文学与人的关系；论述文学与人的关系，实质上也应当是从人的视域解释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因为社会历史是人的社会历史，人是社会历史的人。历史只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过程的记录而已。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P118－119)人的进步和社会历史的进步是分不开的。没有社会转型和历史的发展，就不会有人的自由和解放，不会给人带来利益和福祉；没有人的观念和素质的提升，就没有人的变革意识，也不会有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两者是互动共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