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0)01-0063-08 胡风的文艺思想与其成长于斯的以政治辖制文艺的时代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胡风文艺思想才显示出相对于时代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的获得，一方面应归功于胡风对于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强调和他的文艺本位观念；另一方面则得力于20世纪世界哲学文化思潮对于他的文艺思想的内在浸润。唯其如此，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流派中最为重要的一支——胡风文艺思想才具备了较多的世界意义。 1 胡风的文艺思想，用胡风自己的话说，是渊源于“五四革命文艺传统”和“国际革命文艺传统”的。 胡风对“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他对鲁迅文艺思想的捍卫与发扬上，表现在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全面汲取和忠实维护上。也正是从这种继承、汲取与发扬上，胡风才提出了构成其文艺思想主要内容的“精神奴役创伤论”、“主观战斗精神论”等重要的文艺命题，从而使自己的文艺思想成为连接“五四”新文学与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承上启下的理论纽带。 那么，胡风对“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继承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主义。作为一个影响深远却又是突然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它的发生并非起因于本国传统文化的内部，而是来自于异质文化的冲击。作为一个文化运动，它是由千差万别、相互矛盾的思想学说构成的，而使这些千差万别的学说、个性各异的人们组成为一个“新文化运动”或“思想运动”的，据学者汪晖分析，乃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或通常所说的“五四反传统主义”。“五四反传统主义”作为一种对于对象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状态，“持续地存在于‘五四’以及其后的中国历史之中”。而“‘态度’作为一种心理倾向，它总是指向一定的对象……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对象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和怀疑。”[1] “五四”这种“反传统主义”反映在文学上，就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观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种种独特的文艺命题，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论”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胡风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理解与继承是从深刻认识鲁迅的价值与意义开始的。他曾经这样评价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的超人之处： 思想运动里面不知道有过多少的悲喜剧，有些人根本不懂中国社会，只是把风车当巨人地大闹一阵，结果是自己和幻影一同消亡；有些人想深入中国社会，理解中国社会，但过不一会就投入了旧社会底怀抱，所谓“取木乃伊的人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只有鲁迅才是深知旧社会底一切而又和旧社会打硬仗一直打到死。这就因为那些思想运动者只是概念地抓着了一些“思想”，容易记住也容易丢掉，而鲁迅却把思想变成了自己的东西。思想本身底那些概念词句几乎无影无踪，表现出来的是旧势力望风奔溃的他的战斗方法和绝对不被旧势力软化的他的战斗气魄。……鲁迅不是一个新思想底介绍者或解说者，而是用新思想做武器，向“旧垒”“反戈”的一刀一血的战士。五四运动以来，只有鲁迅一个人摇动了数千年的黑暗传统，那原因就在他的从对于旧社会的深刻认识而来的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里面[2](P10)。 正是在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反传统主义”的深刻理解与继承的基础上，胡风才终其一生对“数千年的黑暗传统”保持了一以贯之的批判与怀疑立场，不断提醒人们要时刻保持对“亚细亚的落后”、“亚细亚的封建残余”的清醒认识与警惕，并且对此经常表示忧虑和不安。 也正因为如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民族解放浪潮蓬勃而起的火热年代，当人们正在渐渐遗忘或否定“五四”的时候，胡风才反复强调“革命文学”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在根本任务上的一致性：既要为民族的解放（反帝），更要为民族的进步（反封建）。尽管胡风强调“革命文学”运动使文艺在它所要反映的生活斗争里面找着了使民族力量的配合发生了变动的、新的动力，在对于生活的认识上获得了新的看法，但同时也强调反封建的传统、民族进步的目标，不能丢掉。所以，当“大众化”及“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出现了出于政治功利需要和民粹主义心理而产生的对所谓“人民”、“大众”的严重的偶像化崇拜倾向，从而冲淡或者忘却了反封建的严重任务时，胡风便毫不妥协地给予了严肃的批评： 在“人民”或“群众”这说法下面所包括的是怎样广泛的内容，那里面占绝对大多数的农民却是小私有者（无论那是小到怎样可怜的私有），还正是在封建主义底几千年的支配下面生活了过来的。 …… 如果封建主义没有活在人民身上，那怎样成其为封建主义呢？用快刀切豆腐的办法，以为封建主义和人民是光光净净地各在一边，那决不是咱们这个地球上的事情。[3](P348-349) 从这种认识出发，胡风进一步发展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文学观，提出了“精神奴役创伤论”，提醒现实主义作家在发掘“人民”身上所蕴含的巨大精神力量和美德——用胡风的话说，就是“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的同时，更要正视并揭露“把这些力量这些愿望禁锢着、玩弄着、麻痹着、甚至闷死着的各种各样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而胡风的所谓“精神奴役创伤”，则是从鲁迅的“国民劣根性”引申而来，即是指“以封建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所造成的各式各态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3](P349)，“以中国的黑暗的统治阶级的意识本身以及这意识的奴役在人民身上造成的影响与创伤”[4](P47)。 “五四反传统主义”对胡风的深刻影响更集中地表现在胡风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在这场发生于40年代的被后人高度重视的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论战”中，胡风不避偏颇、极端之嫌，断然对中国封建社会里的传统文学、民间文艺等进行了全面抨击，甚至以忽略文艺形式的相对独立性为代价，将“民间形式”（包括“双关语、重字格”等）归为“封建主义”而大加挞伐，认为“否定人生斗争甚至地上生活的佛教文学”，“被封建意识的美学底格律所严格统制着的旧诗词”，“在它的构成要素如音乐、舞蹈等里面被封建意识的美学要求所完全统制着的旧剧，以及其它的封建散文如章回小说，封建韵文如口头诗谣，大鼓词等”，这些“落后的文艺成份”虽然在“战争底强大的动员力量”下参加了战斗，“各自在一定的理解、一定的限度上面反映了战争底内容”，但是“它们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不但在真实性上有绝大的限度，而且得接受落后意识以及落后形式底歪曲作用。所以，能够正确地反映战争底现实，通过内部的改造过程去实现对外抗战胜利的历史发展底内容的，就只有现实主义的革命传统的新文艺。”[2](P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