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0)05-0075-04 一、文艺大众化的意义及深远影响 杨之华曾论及瞿秋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她说：“秋白在文艺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大众文艺的理论和实践，苏联文学的介绍和翻译，以及他自己的创作。” 诚如其言，瞿秋白在短短的一生中翻译和传播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引进介绍了许多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对中国新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一点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然而，他的另一项更为重大的贡献有些研究者则评价不足，这就是倡导并实践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瞿秋白30年代在上海献身革命文学运动期间，“他自己的创作”无不与“大众文艺的理论和实践”密切相关，更不用说他终其一生精力研究的中国文字改革和拉丁化问题，更是“大众文艺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忽略和轻视瞿秋白同志对文艺大众化的贡献，将不能全面正确地评价他的辉煌的文学业绩。 如果说20年代中国新文学是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文学启蒙运动，那么30年代的革命文学则应该是以“大众化”为旗帜的革命文学运动。30年代革命文学尽管波澜起伏，但其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号召并推动中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开展大众文艺运动，使革命文学的创作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真正为群众服务，成为群众自己的文学。在文学的第二个十年里，革命作家间展开了几乎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同时还在创作中进行了初步尝试。号召并实践文艺大众化，成为当时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有别于初期的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瞿秋白正是这一重大文学运动的当之无愧的统帅。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提倡并鼓励文艺大众化并非从30年代始，早在20年代初，就有人提倡过“民众文学”、“方言文学”及“到民间去”，但提倡者们的出发点无非是降低新文学创作的水准或企图渐次提高民众的水平以使他们能欣赏新文学作品，实际上是把自己和艺术都高高置于民众之上。这种从资产阶级那里承袭过来的启蒙学派的社会观点和把艺术神秘化的文艺观点，自然不可能解决历史发展过程中提出的崭新的课题。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以后，革命作家从工农大众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这一认识出发，对于文艺与群众的关系有了与前一时期不同的理解。从成仿吾开始，革命文学家认识到：大众化是“普罗文学底实践性底必然的要求”。30年代初“左联”成立前后，展开了第一次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左联”成立后，决定设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以负责这一工作。这次讨论，正式提出了革命文学大众化的任务，但许多问题还没有接触到。 1931年初，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核心，“请病假”回到上海投身于至爱的文学事业。在他的指导和倡导下，“左联”才真正把文艺大众化的工作提到实践的地位上。这种改变在当年冬“左联”执委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瞿秋白参加修改）中看得非常清楚：“文学大众化问题在目前意义的重大，尚不仅在它包含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的一些任务……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这个瞿秋白参加修改的重要文献中，第四节即为“大众化问题的意义”；第五节涉及到文艺大众化创作的实践问题。其后一年多，各种报刊纷纷发表讨论“大众化”的文章，文艺大众化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注意的中心。 众所周知，瞿秋白在这个时期所发表的大量战斗性论文、所创作的大量通俗性大众化作品都是他倡导并实践文艺大众化的典范之作，其中瞿秋白关于“废除汉字”和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及大众文学的创作实践，曾被某些研究者认为是“偏激”、“过低”和“徒劳的尝试”，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这些说法很有商榷的必要。 毋庸讳言，当年瞿秋白倡导并实践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或者正如鲁迅先生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所说：限于客观条件，当时还只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要彻底实现大众化，“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但，文学革命也如政治革命一样，并非一切条件具备后才能发动，理论建设和实践尝试往往在客观条件成熟之前，这也是先驱者所以受人尊崇的原因。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后至少有三个时期文艺大众化再起高潮，而且运动的发展及指导思想仍未超出瞿秋白当年所构想的体系。第一个时期是抗战时期，文人和文章“下乡”、“入伍”，“旧形式的利用”，“民族形式的讨论”等等，高潮迭起；第二个时期是延安文艺运动时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民间形式和旧形式得以发掘和改造等等，震撼人心；第三个时期是解放初期，“普及第一，生根开花”，对通俗化大众化作品的提倡，妇孺皆知。 如果从这样一个更廓大更深刻的视角来研究瞿秋白与文艺大众化的课题，也许我们会得出更新的结论。 二、瞿秋白对文艺大众化运动社会基础的认识 瞿秋白具有极其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同时也深受欧风美雨的熏陶；他曾经担任过共产党最高的领导职务，同时又曾是30年代革命文学的导航人。如此深厚的学识和如此丰富的政治经历，造就出一个不世出的“既懂政治，又懂文艺”（毛泽东语）的人才。当他极力倡导并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时，他不可能忽视中西既有的文化传统和既有的文学成果；当他批评“五四”新文学为“骡子文学”而断然将“五四”新文学与未来新建的“革命的大众文艺”之间划出一道鸿沟时，他不可能看不到“五四”新文学与待建的大众文艺之间的联系。问题只是在于：他是一个文艺家，更是一个政治家；他是在倡导一种新的文学运动，而这个文学运动的目的恰是在配合新形势下的伟大的政治运动——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解放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