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典在百年中国的命运

作 者:

作者简介:
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

原文出处:
文艺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5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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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典与文化规范

      “经典”一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传统的权威性作品”;《辞海》释为“一定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辞源》释为“旧指作为典范的经书”。分开来看,“经”在古代汉语中原义为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引申为道路、规范、原则。“典”原义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典,常也。”又《周礼·天官·大宰》:“掌建邦之六典。”),引申为可作为典范、法则的重要书籍(《后汉书·蔡邑传》:“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字,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由此可见,文化经典不仅仅是以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重要的是,这种文本还代表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价值规范,代表了模铸人的思想、制约人的行为的文化力量。

      因而,考察文化经典在不同时代的命运,亦即不同时代对文化经典的阅读态度与接受方式,就不只具有文学接受史的意义,它更是社会文化史与人类精神史的重要线索,通过对经典之命运的追踪,文化传统的历史遭际就可以清晰地向我们呈现出来。因为任何传统都是凝聚在特定的经典之中的,都是以经典文本作为它的载体的。没有经典的民族也就是一个没有传统的民族。

      概而言之,传统文化经典与其后代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类似于父与子的关系。一方面,传统经典作为前人(父辈)智慧的结晶,代表了父辈们迄今为止精神探索的最高成就,它为后人(子辈)的创造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果没有这一资源,后人的任何创造都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这种对于经典的继承保证了文化的延续性。艾略特曾经说过:“我们称赞一个诗人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往往专注于他在作品中和别人最不相同的地方。我们自以为在他的作品中的这些部分或那些部分看出了什么是他个人的,什么是他的特质。我们很满意地谈论诗人和他的前辈的异点,我们竭力想挑出可以独立的地方来欣赏。实在呢,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①艾略特是一个在政治与文化上都偏于保守的诗人,他关于传统与经典的言论可能也过于保守。但他却指出了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任何创造都不是凭空进行的,都必须在由父辈经典所组成的传统中进行;但是另一方面,先辈经典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力量,又必然制约着后人的创造,这种制约有时还相当强大以至引发后人影响的焦虑和叛逆的冲动,并通过误读经典或否定经典的影响等途径寻求超越与突围。文化史上这种离经叛道的声音听起来相当迷人。

      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形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导致事实上的失落。每一位门徒都会从大师身上拿走一些东西。

      对一个人施加影响等于把你的灵魂给了他。(一旦受到影响)他的思想就不再按照原有的天生思路而思维,他的胸中燃烧着的不再是他自己原有的天生激情,他的美德也不再真正属于他自己。甚至他的罪孽——如果世界上存在罪孽的话——也是剽窃来的。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奏出的音乐的回声,一位扮演着为他人而设计的角色的演员(王尔德)。②

      ……就我本人而言,我从来没有感到曾经受到过任何人的影响;何况我总是有意识地不去阅读被人们拱若泰斗者如艾略特和庞德的作品——目的就是不想从他们的作品里吸收任何东西,那怕是无意中的吸收。可是,总是有那么一些批评家,闲了没事干就千方百计地把读到的作品进行解剖分析,一定要找到其中对他人作品的呼应、摹仿和受他人影响的地方。似乎世界上就找不到一个独立存在的人,似乎每个人都是别的许多人的化身(史蒂文斯)。③

      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

      所谓诗人中的强者,就是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辈巨擘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的诗坛主将们。

      诗的影响——当它涉及到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是一种必然的误译。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布鲁姆)④。

      在我看来,此类言论不可看作是对经典的事实上的彻底超越,更不可认为这些作家真的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制约;毋宁说它正好表明传统经典的强大,表明影响的焦虑之强烈,以至于不得不用一种激进的、彻底否定传统的方式表现出来。总之,文化经典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既是创新的资源,又是创新的障碍,一个有真正的创造力的人,都必须既从经典中吸取资源,同时又突破经典的囿限。

      二、文化经典在中国近现代的命运

      古代中国是一个崇经的国度,人们、尤其是士大夫知识分子对经典的态度从总体上说是遵奉多于叛逆、继承多于创新。特别是被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经典无论对于一般老百姓还是对知识分子都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这种对经典的遵奉有时还发展为唯经是从、唯经是遵的唯经典主义,一切超越经典的尝试都被指责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这即是韩愈所谓的“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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