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学阅读的情感回归

作 者:
顾悦 

作者简介:
顾悦,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南京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20世纪末,文学研究在西方学术体制中被逐渐边缘化,哈罗德·布鲁姆、希利斯·米勒等美国学者也悲观地认为文学已经走向灭亡,而文学理论正是导致文学式微的罪魁祸首。事实上,当代批评理论的问题在于远离普通读者,热衷于艰深抽象的术语概念,对文学进行“对象化”,忽视文学阅读的情感体验,是对文学本质的忽视。而与此同时,无论是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日内瓦学派代表人物乔治·布莱还是读者反应理论批评家大卫·布莱希,甚至是萨义德,都强调文学文本的独特性,文学阅读经验的重要性,以及文学批评的主体性。近年来,美国教育界也在文学教育中尝试对阅读体验与情感的重视;尽管困难重重,但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方向。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2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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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131-8263(2011)10-0137-07

      一

      60年代以来在西方甚嚣尘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并没有带给文学新的生机。这些以反精英主义为宗旨的理论不知不觉走向了精英主义的极端,复杂术语与艰深理论将文学批评与大众阅读隔离,成为象牙塔里的玩物。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西方学者发现,文学阅读与文学研究已然被边缘化,文学系科在教育系统中也显得岌岌可危。而时至世纪之交,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兴媒体的发展与大众文化的繁荣越发蚕食着文学的生存空间。著名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疾呼,“我们正处在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这种现状已经让他“对文学教育能否渡过眼下的困境缺乏信心”①;希利斯·米勒更是感叹“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②。他们都认为,正是20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导致了这一状况。在米勒看来,“文学行将消亡的最显著征兆之一,就是全世界的文学系的年轻教员,都在大批离开文学研究,转向理论、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媒体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女性研究、黑人研究……他们在写作和教学中常常把文学边缘化或者忽视文学”③。这样的结果就是文学阅读“被各种社会与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各种有关性倾向和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以及无休止的文化多元主义”④ 取代了对文学的审美性阅读。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符号学等文学评论理论被布鲁姆称为“憎恨学派”。在布鲁姆看来,这些学派的信徒是“一批体制性的憎恨者”⑤;他们对文学没有热爱,对阅读缺乏激情。文学批评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种“语境分析练习”⑥。“憎恨学派”的憎恨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对某一群体(例如女性主义者对男性群体)的憎恨,另一方面是对文学本身的憎恨。后一种憎恨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的艺术》中就已经指出。昆德拉用的词是“憎恨艺术者”(Misomuse)⑦。在昆德拉看来,一个人可以没有艺术细胞而很好地生活,但学者式的对艺术的憎恨则是艺术所面临的真正残害。

      面对批评理论带来的文学式微,布鲁姆开始重新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致力于维护审美自主性,呼唤文学的审美回归。在倡导“新审美批评”时,布鲁姆触及了体验与情感在文学阅读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文学无法拯救世界,却“可以教导我们如何在自省时听到自我”⑧。他指出,尽管新历史主义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不过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社会能量的一个能指”,然而对于全世界千百万读者来说,“莎士比亚代表了他们的伤悲……在他的人物中,他们看到和遇到了自身的苦恼和幻想”⑨。在《西方正典》的中译本序言中,布鲁姆动情地回忆到七岁时候被姐姐带去公共图书馆的美好体验,以及其中的各种细微情感——对书籍的喜爱、等待去图书馆的焦虑、在图书馆里走动时的羞涩、担心别人把心爱的书借走的害怕、书的外观与触觉带来的愉悦等;正是那时的体验培养了他一生对文学的热爱。希利斯·米勒更是着重强调文学阅读的体验性与参与性。他认为,“阅读就应是毫无保留地交出自己的全部身心、情感、想象”;理想的对待文学的方式是“天真的、孩子般地投身到阅读中去”⑩。在《文学死了吗?》一书中,他也反复提到,童年时满心敞开地阅读童话《瑞士人罗宾逊一家》的快乐是无可比拟的。虽然布鲁姆的审美自主性理论并没有进一步挖掘文学的情感本质,并且有陷入“认知主义”的倾向(11),而米勒也不得不承认意识形态性阅读的不可避免,因而对“天真的阅读”只能怀着“忧伤的怀念”(12),但他们都看到了批评理论的局限性,以及文学体验的重要性。

      二

      对上帝“日增益烈的对象化”(13) 让尼采喊出“上帝死了”,对文学的对象化也让希利斯·米勒喊出“文学死了”。忽视甚至抛弃文学中的关系性、情感性元素,就是忽视与抛弃真正的“文学性”,也即杀死文学。在反思文学的消亡时,首先需要明白文学的本质,抑或何为“文学性”。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说明性、论说性文本)的区别在于文学不是“抽象与概括”(14),而是具体的经验与感受。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一件艺术品在欣赏这件艺术品的人身上所起的作用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在性质上不同于任何非艺术的经验”(15)。文学阅读不是仅仅获取信息与“知识”,而是一种体验过程,文学世界正是这种体验的场所。冷峻思辨不是文学阅读,文学需要读者的情感参与。“文学的主题是人的亲身体验而非抽象理念。文学总是尽可能地使其所传达的意思具体化。文学给人带来的知识,是一种通过身临其境的感受所获得的知识”(16)。换句话说,文学不仅关乎脑,也关乎心。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便触及了文学的情感本质。他提出,悲剧的本质是引发人的恐惧与怜悯的情感(17)。20世纪初期,俄苏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对“文学性”做出了明确界定。他认为,非文学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传达信息,因此“在事物的代数化和自动化过程中感受力量得到最大的节约:事物或只以某一特征,如号码,出现,或如同公式一样导出”;而文学语言的目的是让读者感受,“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18)。他的著名的“陌生化”理论就来源于对文学的感受本质的认识。陌生化是对感受过程的延长;“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19) 尽管后人常常评论俄苏形式主义是试图建立文学研究这一门“科学”,但是倘若我们去读什克洛夫斯基的原著,会发现他的大多数文字完全不是枯燥冷峻的学究之作,毫无后来大量理论著作的深奥术语和繁琐逻辑,反而使用尼采、维特根斯坦式的散文诗化的语言,充满激情与主观性,处处体现出什氏本人的情感。这点在他的晚期著作中尤其突出。试看什氏《散文理论》中的一段:

      我真希望一天哪怕有一次,三个小时,做一个三岁小孩。

      多么令人愉快的公众。

      有一次在敖德萨,一个过路人推了一下谢拉菲玛·古斯塔沃芙娜。我把那个人叫住了。他瞥了我一眼。只好用眼光来和他较量。

      那人说:“有什么了不起,你还以为你是爱森斯坦呐。”

      他可真不知道,我那时正写一本关于爱森斯坦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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