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生活

      教育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重大的现实问题。教育界有识之士提出“教育回归生活”的呼吁，并就此展开热烈讨论。究竟应当怎样理解教育与生活二者之间的关系?教育为何要回归生活?教育怎样回归生活?教育要回归什么样的生活?教育回归生活有何意义?本文是笔者对这些问题所做的哲学思考。

       一、教育为何要回归生活

      生活是教育之根和本。这句话不仅揭示了教育与生活二者之间的深刻关系，而且也阐明了教育为何要回归生活的充足理由。具体说来，它主要包括以下两层含义。

      其一，生活是教育之根。教育与生活的关系犹如树(身)与根的关系。如果说教育是人们视野中的一棵大树，那么，生活则是其深埋于地下的根。从表面看，树干、树枝和树叶已经自成一体，它们仿佛同根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根不仅是树的支撑，更是树的营养源。树能否枝繁叶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根是否强健壮硕。一旦切断其根，树(身)就会马上变成一堆枯木残枝。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回归生活”就是树叶、树枝和树干向根的回归，从而重新领悟根对树(身)的意义和价值。

      关于“钱学森之问”的回答，人们往往将其归咎于“应试教育”，其实，还有比“应试教育”更深层次的原因，教育脱离生活之根就是其中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试教育”只是教育脱离生活之根的一种表现。应当充分肯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育在体制化、规范化、规模化和现代化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也应看到，教育在不断走向体制化、规范化、规模化和现代化的同时，新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教育脱离生活之根，主要表现在：教育倾向于过_甲.、过强和过度地将学生引入课堂、引入书本和引入名目繁多的考试；与此同时，也倾向于过早、过强和过度地使人脱离自然、脱离社会和脱离活生生的生活。这样一来，那种扎根于生活深处的人的创造力似乎不仅没有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长，反而不同程度地遭到某种压抑，甚至扼杀。

      当然，问题并不是出于知识教育本身，而是出于知识教育同生活之根的脱节。无疑，创新需要有坚实的知识基础，因而知识教育应当是培养创新人才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但是，脱离生活之根的知识教育的确颇有问题。这种教育往往只能提供死的知识，而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的是活的知识。更进一步说，创新不仅需要有坚实的知识基础，而且更需要有深厚的生活积淀。科学和技术创新是如此，艺术和人文创新更是如此。无论是创新的直觉和灵感，或是创新的动力和激情，还是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生活，源于深厚的生活积淀。因此，“教育回归生活”并非仅仅只是回归生活，其实质是回归更好的教育，目的是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其二，生活是教育之本。生活不仅是教育之根，而且更是教育之本。“根”和“本”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要区别的概念。“本”本身就有“根”的含义，除此以外，还有“事物之根本”的含义。这里所说的“本”主要是指后者。如果说，“生活是教育之根”主要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揭示教育与生活二者之间的关系，强调教育不能脱离生活之根，需要有深厚的生活积淀；那么，“生活是教育之本”则主要是从本体论和价值论的角度揭示教育与生活二者之间的关系，强调在教育与生活二者之间，生活是根本，教育是为生活服务的，可以说所有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显然，这两种取向是密切相关和相辅相成的。只有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教育，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生活；反之，也只有真正服务于生活的教育，才能深深地扎根于生活。正是这种“根”和“本”的关系，构成教育与生活二者之间最深刻的联系。

      可是，我们的教育在发展进程中，不仅正在日渐脱离生活之根，而且也正在日渐忘却生活之本。教育在日渐脱离自然、社会和活生生的生活的同时，也在日渐远离其最根本的目的、意义和价值。胡塞尔曾经颇为深刻地探讨过科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并提出类似让科学回归“生活世界”的观点。他认为，“作为欧洲人根本的生活危机之表现的科学危机”在于：“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1]其实，科学丧失生活意义不仅同教育丧失生活意义密切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丧失生活意义所致，因为科学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教育来培育、传递和传播的。因此，要使科学回归生活，首先须使教育回归生活。

      二、教育回归生活的途径

      要使教育回归生活，首先须弄清教育为何脱离生活。教育脱离生活的直接原因当然可以归咎于脱离生活的知识教育及其“应试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的根源是狭隘的知识论的教育观，而狭隘的知识论的教育观的根源又可追溯到狭隘的知识论的科学观。尽管知识并不都属于科学的范畴，然而，由于科学在当今时代的强势地位，使得知识论的教育观及其所有的知识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知识论的科学观的影响或支配。也正是科学观的狭隘知识论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支撑着教育观的狭隘知识论的定位，给了知识教育及其“应试教育”以正当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从而大大强化了这种教育模式的地位。

      我们从以下当代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中不难发现，这种知识论的科学观对科学所做的狭隘定位，以及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为何脱离生活的哲学根源。逻辑经验主义是所谓“正统的”科学哲学的代表，它强调，“每一门科学都是一个知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2]。这种理解既是逻辑主义的，又是实证主义的，当然也是经验主义的。它所关注的是科学的辩护和证实过程，而不是发现和创造过程；关注的是静态的科学逻辑，而不是涌动的科学思想；关注的是人所发现和创造的科学，而不是发现和创造科学的人；关注的是人的认知经验，而不是包括科学生活在内的整个人生的生活经验。它用“逻辑澄清”和“经验证实”的方法来保证经验命题的“真”，并将科学进步归结为“真的经验命题”的累积；而把不能用“逻辑澄清”和“经验证实”的命题看做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并将其排除在知识的范畴之外。于是，当它在拒斥包括价值哲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的同时，不仅切断了科学与人文文化之间的深刻关联，而且也切断了科学的生命和生活之根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