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2)02-0120-20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人类史上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它经历了数千年的淬炼，至今仍然在中国、韩国乃至日本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今天在台湾，大家极为关心的课题还是大学入学考试的方法。之所以产生很多纷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传统中国科举考试的种种措施和信念仍然左右我们的价值观，因而使得讨论它的方法时产生各样的意见，与现代世界主流的看法发生冲突。 本文欲就中国传统教育的特色予以个人的反思，是笔者近四十年对中国传统教育的研究心得，希望这些意见可以通过不断的交流与检讨，对我们社会制定教育政策有积极的贡献，也为学术研究提出一些新的、更有价值的路径。 首先要提出笔者所认为的中国传统教育的几个重要特色： 1.养士教育与科举的影响； 2.为己之学与书院的理想与实践； 3.儒家经典的教育； 4.庶民教化、祭祀与“儒家正统”； 5.个别施教、不分年龄班次的教育； 6.文字考试的影响； 7.权威人格的形成。 一、养士教育与科举的影响 请先从教育制度的发展及公私学校的设立来检讨教育的目的。毫无疑问，中国教育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是为政府(或社会)培植人才的教育。我们可以追随著名教育史家陈东原先生的说法，这就是“养士教育”。从孔子开始，中国教育就是希望教养出一批所谓的“君子”，让他们成为社会的领袖。他们必须在道德上能作为未受过教育者的表率。儒家说“风动草偃”，就是这个意思。 制度化的学校从汉代设立太学到魏晋南北朝开始有国子学、国子监开始，到唐代以后的州县学、明代以后的社学，也都是国家设立的学校。他们是中国教育的主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概南宋以后，中国的每个县都设有学校。他们所教导的都是儒家的经典，同时受到科举的深刻影响，直到1904年中国废止科举之后，官学和官学化了的书院才逐渐脱胎换骨，成为现代的学校。中国官学的发达，可以从历代一定有太学或国子监说起。太学在王莽的时代，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三万人。南朝的太学也常常有数千乃至上万的学生。这样的盛况是人类文明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没有其他古文明可以比拟。 进一步说，中国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一批可以服务政府的官员。他们应该学习官定的教育内容，训练日后当官的行政历练。孔子更把受过教育的人称为君子，要求他们在道德的教养上表现出君子的特质，成为百姓行为的表率。由此看来，孔子的教育观主要是从“养士”的观念出发。这样的教育实践当然主要是在官学。由于关心君子的养成，孔子更提出了“有教无类”的理念，可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任贤政治”(meritocracy)的思想家。 在传统中国，官学固然是最重要的正式教育机构，但是许多私学的机构，特别是书院，与官学的分别其实很小，因此我们不必过分强调官、私学在制度上的分别。例如孔子的思想是中国教育理念的滥觞，也可以说孔子是私学理念的实践者，因为他是以个人的身份来教导生徒，但是他所宣扬的却主要是西周的官定、贵族教育。孔子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说不上有系统的、独立的私学教育。大部分的私人教育集中在贵族家中，而且大概都只是启蒙的识字教育。学生稍长大之后，便集中在政府的太学或国子监读书。就是跟随个别经师读书的，虽然有私学的样式，但因为自己的身份是贵族或统治阶层，这些私学和官学在内容上实在没有什么区别。官学的影响常常在私人讲学中看得到。这种情形到了唐宋之后才慢慢改变。总的来说，一般老百姓谈不上有什么教育。 虽然宋代以前的读书人并不特别标榜私学的实践，但是它的理念却仍然非常鲜明。从孔子到汉代经师或文翁兴学，他们的理想教育都反映了孔子的教育理想，有清楚的私学精神。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兴。从西域或印度来华的佛教僧人通过翻译传布佛教的教义，当然也通过私人的途径。只有在他们的活动发展到政府必须干预时，才渐渐地受到政府的控制，但是由于佛教教义不属于儒家的正统，所以大部分时候它必须通过私人的途径传给一般百姓。 道教亦如此，早期道家的思想就已经常常借用儒家的观念，例如《太平经》。道教的组织也一样，例如地方信徒的领袖称为祭酒，而传授道家经义的场所有的也称为精舍，可见私人传布宗教信仰常常借助儒家发展出来的教育方法或制度。但是中国的私人讲学最重要的代表当然还是“书院”。它是典型儒家教育理想的产物。书院的发展最早可以说是在唐代，它的发展成型、蔚为风尚则是宋代以后。朱熹的提倡是中国书院发展的转折点。虽然书院最后也不免走上所谓“官学化”的途径，但是它的理想到了今天仍然影响华人对教育的思考。 不管政府办学还是私人兴学，都带有浓厚的道德理想，是要训练可以当社会表率的个人。宋代以后，因为道学(或称为理学)的发展，个人的因素渐渐凸显，从此道德的修养也与“养士”并列。教育或学习的目的是追求个人道德生命的完美，所谓“学以为己”从此变成中国读书人的最终关怀。“学以为己”虽然是孔子的话，但是它被广泛使用是元明之后的事，所谓“自得”是与它相通的信念，反映了读书人的数目已经多过能出仕当官的人数。它基本上是一种对自我的期许，于是教育的主轴理想就变成了自己学为圣贤的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