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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转载论文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2011年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集中于教育公平、学前教育、公民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教育评价等问题，质性研究方法、教育隐喻、儿童游戏等也是教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在未来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中，将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教育投入及经费支配等问题。
（三）第一作者所属单位统计 从第一作者所属单位性质看，高校处于绝对的主体地位。总计275篇文章，其中261篇文章的作者来自高校，比例高达95%，较去年有所增长；仅有2.5%的文章作者来自科研院所，较去年比例大幅下降；2.5%的文章作者来自其他单位。 就高校而言，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仍以师范院校为主。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分别以30篇、27篇和22篇名列前三，其中南京师范大学由去年的第三直接晋升至第一位。另外，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的论文刊载量也较大。（见表2） 
就教育科研院（所）来说，论文刊载量大幅度下降，仅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山东省青少年研究所四个单位有少量文章收入《教育学》。 二、教育学研究的热点与重点问题 （一）教育公平：消除不公现象，完善制度保障 当前社会，教育不公现象时有呈现，其中又以教育机会分配不公与教育发展差距难以缩小的问题最为突出。一方面，由于在“平等”与“效率”之间过多地倾向了后者，有限的教育机会通过竞争和选拔制度加以分配，由此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这种不平等表现在城乡间、男女间、阶层间、区域间、进城务工人员与市民间、族群间等，教育也因此悄无声息地在不同群体之间设置了难以逾越的边界。[2]有学者指出，从义务教育阶段人们受教育权利获得保障的比较“应得”看，目前所存在的种种教育不均衡状况表明教育公正远未实现。[3]另一方面，受到现代化理论和功能主义的启发，各国都在试图用扩大教育规模和改革教育机会分配机制这两种手段促进教育公平。然而，多国的教育发展经验和教育分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教育公平改革收效甚微。[4]以我国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采取了多项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措施，其中，以“空间定位”和“扶持最弱”为联合特征的“补丁政策”对于提高受援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该项政策实施的同时又出现了城乡、地区和学校之间差距扩大的现象，可见，单独实施此类政策在缩小教育发展差距方面难以取得持续改进的成果。[5] 教育不公现象顽固存在、教育公平改革收效甚微的原因何在？除了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外，有学者提出了“强社会资本”与“超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是建立在人情面子这类社会关系网之上的“强社会资本”与建立在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全面占有基础之上的、超越法律和制度许可范围的“超社会资本”扭曲和破坏了教育公平。[6]正是因为新增的教育机会常被“优势阶层”占有，而且他们还能够巧妙地避开各种制度对其的约束，从而导致了政府的教育公平改革收效甚微。[7]有学者进一步引申道，这样的教育不平等已随着教育边界的社会固化以及边界两侧群体身份的定型化而成为了持久的教育不平等。边界的产生源于先赋性的教育制度安排与后致性的社会分类的共谋，而自我类别化、群体排斥以及不平等边界的正当化机制则使已生成的边界获得进一步强化，从而使教育不平等的基础从对教育权益占有的外在显性表现，转向了以身份为标记的内在的、隐性的深层根源。[8] 此外，影响教育公平的还包括制度性因素。从教育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各种教育制度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教育扩张和教育分配改革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关联。长期以来，教育体系的扩张与教育机会分配制度上的变化基本被作为明显不同且互不相干的两种现象；或者混在一块，不加以区分。事实上，教育分配机制抑制了教育扩张的平等化作用；公平的教育分配形式对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外在干预功能也会受到教育扩张的抵消。[9]就针对教育政策的反思而言，以缩小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为直接目标的教育发展政策，虽然可以产生直接的、立竿见影的政策效果，但其长期效果是令人质疑的，因为：第一，因其差距认知的现象发生在学校分布的两极之间，它们分别都只占学校总数的较小比例，这个事实决定了各级政府只能用一个很小增量的教育资源体现“反差距”政策，它在社会教育资源总量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因此，不可能对教育资源分布的整体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第二，以“空间定位”和“扶持最弱”为联合特征的“补丁政策”与中国社会双重转型引起的城市化进程这个更为基本的社会发展总体趋势是背离的，导致“反差距”政策的孤立化而不能有效整合其他社会资源。因此，即便“补丁政策”的短期政策效果是值得追求的，也不可能产生长期的“反差距”作用。[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