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可能要打阵地战，也可能是一场持久战。 现在，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人们都非常重视政治制度，或政治体制，或简称政体。在不少人眼里，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腐败、幸福等等，不一而足。政体好，其他都会好；政体不好，其他都好不了。这个看法，可以叫政体决定论。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是似是而非。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政体与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幸福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政体未必有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讨论任何问题，一定要跳出别人圈出来的框框，包括流行的概念、分析框架、理论体系。尤其是政治问题，在这个领域里流行的概念、分析框架、理论体系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其隐形预设的结论。 “政体决定论”的反思 政体这个概念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体制和政府的形式。在西方，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已经开始谈政体分类，后来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亨廷顿等都把政体分类作为政治研究的基础。 当然，他们这样分析也有一个客观原因，比如亚里士多德政体分类的基础是他对古希腊170多个城邦宪制的观察。这170多个城邦，大概相当于170多个村庄和集镇，几千到几万人。所以，他看到很多政体可以进行分类。这个状况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欧洲，在欧洲大陆还有500多个政体，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启蒙时代很多政治家也习惯利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 在过去30多年学术生涯里面，有25年以上我自己对“政体决定论”也是深信不疑。但是，后来用“政体决定论”来分析中国以及国外问题的时候，碰到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我开始对政体进行反思。实际上，今天回头看政体分析，问题非常之多。 其实，即使在西方，从政体的角度去分析政治现象也是问题重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政体进行分类后，对其中任何一类都不甚满意，混合政体于是成为了一种选择。尤其是当政治实体的规模扩大以后，不可能采取任何一种纯粹的政体，而且纯而又纯的政体未必是好的政体。到了现代，世界上更是难以找到任何纯而又纯的政体。西方国家总是标榜自己是“民主制”，但实际上西方所谓“民主”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混合政体，包含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成分，只不过有的国家这种成分多一点，有的国家那种成分多一点。 中国政道论 与西方的哲人不同，中国历代的先哲考虑最多的不是政体，或政治体制的形式，而是政道，即为政之道、治国之道，或更具体地说，治国的理念、治国的方式。中国的先哲为什么不重形式而重实质?道理也许很简单，从商周开始，中国这个政治实体的空间规模与人口规模已经相当大，远非希腊那些小不点的城邦可以比拟。在这么庞大的实体中，治国之道也就必然比希腊城邦复杂得多，有无数个相互纠葛的维度，而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以一两个简单的标准对政体进行分类，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因此，从先秦诸子一直到朱熹、顾炎武、黄宗羲，他们谈的都是政道的问题。例如，孔子推崇“先王之道”，并以“道”的标准来衡量现实国家。又如，孟子严格区分了以德服人的“王道”与以力服人的“霸道”，力倡“王道”，力拒“霸道”。再如，荀子在承认“王道”是正途的同时，承认“霸道”的作用；而管子则一面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一面力倡和践行以刑赏为基本内容的霸道之治。 其实，中国的先哲很清楚，哪怕政体相同，都是君主制，治国的理念、治国的方式可以非常不一样，其后果自然也会千差万别。因此，对中国的先哲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政道，而不是政体。 那么，何为“政道”?“政道”既是关于政权的道理，也是关于治权的道理。我理解的“治道”是指治国的理念，是政治之最高目的，是理想政治秩序。 政道为本，政体为用 梁启超100年前发现西方都在研究政体，我们中国从来没有谈过政体，梁启超几乎是第一个把政体概念引进中国的人。政体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概念，只有100多年历史。中国关心的是为政之道、治国之道。 中国的先哲几大家基本可以这么概括：儒家贵民，就是人民的民；法家贵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就是自己，这是他们治国的理念。一个国家治理最高的目标是什么?是这么几种，各有各的看法。 那么，从治理国家的方法来看，四大派也非常不一样。儒家强调是德治或者理治，法家强调是法治，墨家强调贤冶，道家强调道治。这样的分析方法在中国古代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 梁启超把政体概念引到中国，他开始的时候写过很多东西，后来，他到美国转了一圈回来之后，逐渐发现用政体概念来分析中国现象和问题好像不太行，结果他自己慢慢放弃政体分析方法，又回到政道分析思路。这样的人还可以举出好多。 实际上，把西方的政体视角换为中式政道视角，无论是回顾中国历史政治，或者是当代政治，或者展望未来，都至关重要。 比如说，从政体的角度看，某些政体比较优于另外一些政体，然而从政道的角度来看，不管什么政体都会面临种种挑战，其中有相当多的挑战是类似的，完全可以通过互相借鉴治国之道，很难说哪个政体优于另外的政体。 又比如，从政体的视角看，人们往往会寻求一揽子解决方案，只要引入某一种新的政体天下就太平了，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从政道角度来看，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换个政体也许可以解决某些问题，但是可能会带来大的新问题，且不能用简单视角对待复杂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