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西方化仍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被视为现代化与民主发展毋庸置疑的前提，而当人们讨论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民主转型等一系列理论问题时，其旨趣大抵也常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默认的标杆。对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近代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确实滥觞于西方，并非许多后发国家的原生之物；但另一方面，值得追问的是，这种历史耦合关系是否意味着西方就此垄断了民主及与之相关的“善治”的解释权?甚至是否像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那样，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经成了“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①? 从回应上述疑问的视角切入，就会发现，在过去数十年间，西方民主真正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其最大限度地带来了“可行的民主”，也不在于其发挥出了民主制度的最佳治理绩效，而是在于其诱导人们主动跳过了“何谓民主”与“何谓好民主”的前置问题，直接将西方民主视为民主本身。如此一来，人们在不加辨别地使用西方化的民主概念时，往往也会默认垄断着民主解释权的国家、制度与国际秩序的天然合法性。但对于那些致力于发展真实有效民主的国家与人民而言，全盘接受西方化的民主定义无疑是极为有害的。这不仅是因为，扮演着“先行者”和“老师”角色的西方国家并不是在其所标榜的高尚动机的驱动下推销其“民主化”②方案的，更是因为我们无法设想一种正日益暴露出“民主衰败”问题的民主形态，会在其转写版本中焕发新生。而这也恰恰是当下中国重申“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的民主多样性规律，并且特别提到“美国民主制度是美国一国实践的结果，具有独特性，不具普遍性，更远非尽善尽美”③的重要理由。 一、引论：反思民主发展的西方化前提为何重要? 如果把民主仅仅视为一个单纯的学术概念，那么，刻意区分出西方与非西方民主的类型既无必要，也不严谨；可当民主问题兼跨学术与政治领域时，情况则会变得大不相同。20世纪以来，无论是作为政体划分的依据，还是充当合法性与绩效评判的标准；无论是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斗争，还是关联更广范围的制度博弈，民主的西方与非西方形态间的区分与对立都是客观存在的，并深刻影响着民主政治的现实运行与可能前景。事实上，仅从近十年来西方学界关于“民主化”问题的前沿研究中常常提及中国这一点来看，人们已经能够感受到时代变迁的微妙。相应的，随着一系列西方民主的矛盾问题浮出水面，非西方化的民主发展道路也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正名契机。 显而易见，民主之所以被赋予了西方化的前提，其根源就在于西方民主作为一个系统性力量的强大。作为一种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的结合，西方民主既由其现实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美欧等强国的硬实力所支持，也具备一个由其核心理念、议题设置、传播与教化体系所组成的庞大深层意识形态结构。就其功能而言，文化霸权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同时扮演着内部秩序的稳定者、对外运用实力攫取利益行为的辩护者和抵御外部影响的守护者这三重角色。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文化霸权的论证加持，西方民主才能在其国家载体的政治霸权相对衰弱的情况下，依然长期保持着对民主解释和运用的垄断权。这种垄断权的重要表征之一，就是使许多后发国家的民主问题研究者形成了对西方知识和西方问题的高度依赖。几乎所有基于西方化立场的“民主化”问题研究都体现出以下吊诡的逻辑：一方面，它们似乎都在研究如何让各个国家都“更像美国一些”④，但另一方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民主化”迄今没有引导任何一个国家成长为“新美国”，或者摆脱美国的政治与经济控制。于是，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倘若以“美国化”为理想的“民主化”其实并不能带来“美国化”的结果，那么“美国化”和“民主化”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 同时，在不加选择地接受“西方/西方化国家=民主国家，其他国家=不民主国家”的前提假设下，也会导致一些学术研究以“科学”的形态，在客观上起到佐证和强化意识形态偏见的作用。尽管当下的西方国家已不再能保持其全方位的比较优势，但在西方民主仍然受到其文化霸权保护的情况下，那些变化常常却会被归因为一些并不重要的原因⑤，并且不可能引申出非西方化的民主对西方民主构成挑战的结论⑥。于是，那些表现不佳的西式民主会被定性为只是面临一般性的“政治衰败”，或只是更轻程度的“治理绩效不佳”问题；而一些治绩斐然的非西方民主政体却可能被一概丢进“威权主义概念锅”⑦。这类问题的大量出现，不仅仅表现出非西方国家的人们“为了自己”⑧使命感的缺失，还带来了一系列更严重的政治后果，妨碍民主在非西方化方向上的创新发展。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垮掉了不是因为做得不好，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另一种迷信——他们可以变成另一种制度，他们可以做得更好。”⑨20世纪的民主发展史中，一些沿着非西方化道路发展民主的努力之所以遭遇挫折，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这些国家的人们缺乏对于民主发展西方化前提的反思，不自觉地为西方民主霸权提供了廉价但错误的本土论证。然而，如此一来，民主发展的西方化前提倒是得到了维护，但民主本身却丧失了其西方和非西方的反思与改进动力：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其对本土发展方案的自我低估往往会带来民主发展中的“冒名顶替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导致一切衡量本国民主发展的标准，必以求证于“西方正典”为要，进而最终沦为“西方理论的试验场”⑩，招致民主与治理绩效下降的“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不再面临另一种民主形态的挑战，也将使其失去深究“民主衰败”现状，进而失去寻求制度性革新的动力；而对于民主本身的发展而言，非西方选项的缺失，则可能意味着人们不得不接受一种不但不完美，而且已经开始腐败变质的民主作为“唯一可行”的民主形态。但如果人们不愿意受缚于此，则民主发展西方化前提就必须得到系统的反思与超越。毕竟，“如果滥用和宣传上的利用就是抛弃概念的理由……到头来，我们在政治学中就会几乎一个有用的符号也剩不下”(11)。尤其是对于非西方世界的人们而言，在历史负载更轻的情况下(12)，可拓展的现实空间也更加广阔。因此，我们也就更有必要，也更有希望做到一些西方人难以做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