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克劳和墨菲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政治的三重向度

作 者:
王平 

作者简介:
王平,哲学博士,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 201620

原文出处: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后马克思主义奠基性人物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的意图及其内涵主要包括三重维度:用话语政治替换本质主义政治;用文化政治替换革命政治;用身份政治替换阶级政治。拉克劳和墨菲之所以要提出激进民主政治,其矛头显然直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特征如本质主义、还原主义、经济主义等等,使得传统的社会主义策略在资本主义新现实面前一度失语,从而用激进民主政治来替换它显得极其必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克劳和墨菲以为自己的激进民主摆脱了现代性的困境,可是当他们强调政治或社会运动中领导权的中心地位时,他们显然滑入了现代性的泥沼,具有异质性特征。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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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旨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在研究后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必须追问的根本性问题。因为只有把握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旨,才可以说真正对后马克思主义有统摄性理解。其实,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开创者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以下简称拉-墨)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这一标志后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著作的副标题告诉了我们答案。

      激进民主绝对不是拉-墨所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信手拈来的一个话题,而是当今西方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尤其面对新自由主义节节胜利而大多数西方左翼集体失语的现状,许多后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激进民主这一概念能为左翼摆脱困境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框架。[1](P2)激进民主政治是《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主题,同样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题,而且拉克劳重申和确认了这一思想主题。[2]

      然而,什么是激进民主?激进民主意欲何为?激进民主政治往哪些向度展开?按照拉-墨的意思,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如下诠释:激进民主政治与传统的政治斗争不一样,更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斗争有别,激进民主政治是在政治斗争中将民主的理念贯穿始终,具体来讲,就是在社会诉求(demands)多元化(或新社会运动)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将大众政治身份(popular politicalidentities)进行接合(articulation)以从事多元化的民主斗争。[3]鉴于拉-墨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其激进民主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思想的范式,正如康奈尔大学左翼学者安娜·玛丽·史密斯所指出的:“拉克劳和墨菲的著作为激进民主的多元主义理论奠定了开拓性贡献。”[4](P4)因此,剖析拉-墨的激进民主政治思想,可以为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拉-墨文本的深层解读,认为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政治主要包含三重向度,这三重向度同样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政治的基本维度。

      一、用话语政治替换本质主义政治

      在关于“政治”和“社会”的书写方式上,拉-墨独出机杼,将“政治”书写成“the political”而不写成“politics”,将“社会”书写成“the social”而不写成“society”。拉-墨对政治和社会书写方式的改变就是要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的理解方式拉开距离。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在“society”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在“politics”的意义上来理解政治,这是用一种本质主义[5](P35)的态度来看待社会和政治,把社会和政治看做一种固定存在的东西、无须再去建构的东西,从而政治成了一种封闭的政治,而社会也成了一种封闭的社会。

      拉-墨认为,“社会”和“政治”并不是先天存在的自然物,相反,“社会”空间和“政治”空间是后天建构起来的。这就好比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存在者并不存在先天的本质,而是后天塑造的结果。在拉-墨那里,“社会”和“政治”同样具有这样的意思,不是“社会”和“政治”的“本质先于存在”,而是相反。只不过拉-墨将“社会”和“政治”的分析转向了话语分析而已。

      在拉-墨看来,马克思主义从来就认为“社会”和“政治”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本质主义的立场封闭了政治的可能性,“因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预设了‘普遍’主体的存在,并将社会概念化为一种‘理性的、显而易见的秩序’,因而它不能够充分地捕捉到新社会运动对差异的复杂协调”[6](P3)。“社会”和“政治”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而是由行动者的行动及其话语所建构起来的场域,这一场域始终向未来无限开放,不可能被缝合(suture),它在“本质上是不可还原的复杂和多元的”[7](P3)。也就是说,在拉-墨那里,“社会”和“政治”是话语建构的产物,或者说,“社会”和“政治”就是话语(discourse)空间,“他们认为话语实践组成了所有的社会实践”[8](P1),正如诺曼·格拉斯指出的那样:拉-墨用“话语理论的华丽外衣来检验一切”[9](P56)。

      显然,拉-墨的话语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尤其是他的“语言游戏”理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分析哲学特别是“后分析哲学”为拉-墨提供了不尽的思想灵感[10](P3)。与维特根斯坦相似,拉-墨认为,一切对象(不管是社会对象还是自然对象)都是在一套社会关系中被构造起来,都是社会关系的构形(configuration)。某物之所以为某物,不是因为它的物理事实或组成它的物质要素,而是因为它的社会关系,只有在一套社会关系中,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区别才会体现出来,从而某物才能被指认为某物。因此,事物是被构建的,这套构建事物的社会关系体系,就是拉-墨所说的“话语”。为此,拉克劳举了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他说:“假如我在大街上踢一个球形物体,或假如我在一场足球赛中踢一个球,物理事实都是一样的,但它的意义却有别。只是在这样的情形中,这一物体才是一个足球,即它与其他物体建立了一套关系,并且这些关系不是由与物体有关的纯粹物质性所给予的,相反,它是社会建构的。这套系统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话语。”[11](P83)一套社会关系也就是话语让一个球体成为足球,一切都是话语的建构物,所谓离开话语而自然存在的东西简直是无稽之谈。因此拉克劳说:“自然事实同样是话语事实。假如地球上没有人类,尽管我们叫做石头的物体也会存在,但它们不可能是‘石头’,因为不存在可以将它们分类并将它们与其他物体区分开来的矿物学或语言。”[12](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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