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91/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6)05-0018-06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个高度整合的体系，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包涵政治思想、政治价值、政治理论在内的传统解释体系和意义体系：二是传统社会各个政治人群特殊的心理取向和行为模式；三是由前二者决定的传统社会特殊的政治样态和政治规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以来遭遇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虽进行了顽强抵抗和回应性调整，然而终至失败，以致不得不以一种政治文化的覆灭和另一种政治文化的生成为其最终结局。我们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近代行程分为两个阶段，即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而采取的顽强抵抗和回应性调整称之为本土运动阶段，将一种旨在替代传统政治文化的新政治文化的生成称之为替代运动阶段。所谓本土运动，系文化人类学的概念，指一个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① 中国近代几场重大的本土运动，可以初步勾勒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近代化历程的主线和基轴，并且给我们认识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提供若干启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0年庚子事件八国联军侵华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60年间，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强势政治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几场重大的本土运动事件及其背后的“中体西用”式的政治文化调适和演进思路，最终不能挽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溃败的命运，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在与西方的较量中一败涂地，其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事实上开始进入一个被替代的历史时期。本文主要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土运动阶段。 一、鸦片战争与三元里运动背后的含义解读 第一次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近代化中本土运动时期的历史序幕，在这次史无前例的东西方较量当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第一次真正面对一个强势政治文化的挑战而不得不仓促而被动地作出回应，我们看到在当时的统治阶级内部已经有一批开明的士大夫(不管是否情愿)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当中根深蒂固的“用夏变夷”的策略截然两途。历史告诉我们，有开明派，就有保守派和顽固派，于是鸦片战争事实上也揭开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近代化中本土运动时期一直持续的一对矛盾：在究竟要不要学习西方和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学习西方的核心问题上持续的分歧。 三元里运动在时间上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相连，而由于其群众运动的形式和性质，其对于说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土运动时期的内容和特征的意义也许更加重要。撇开这场运动的爱国意义不谈，从这场中国基层民众对抗英军入侵的群众运动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彼时中国普通民众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和心态均处于一种并不确切和并不理性的水平。② 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正当性的维护和对于西方政治文化的本能抗拒和不尽确实的解读，多少与彼时民众情感的好恶有关。 如果我们可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更多的涉及到日趋没落的清王朝与崛起的英国所代表的西方的对抗，更具有上层性质和整体性质，那么三元里运动则是下层民众对英夷入侵的一种本能的潜意识的抗拒，它具有局部意义和下层意义。我们看到，“师夷长技”的口号在经历鸦片战争的较量之后，很早便由统治层和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有识之士提出，而这种思路在下层民众历经千年的文化心理积淀之后显然并不具备市场。不惟上层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中的保守派，更重要的是基层民众思维方式的固化，也许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近代化中最大的阻碍。 二、太平天国运动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政治文化含义 与中国以往历次农民运动不同的是，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次藉外来宗教进行的农民革命运动。笔者无意于贬低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农民运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就整个历史大背景整体言之，一则天国运动最终为曾国藩等汉族士大夫所绞杀，二则天国运动本身的思想内容虽籍外来文化之激动，然其思想体系内部颇有中西文化冲突之痕迹而未能自臻圆熟精密，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其思想上，囿于时代之局限都未能达致一替代运动之规模与水平，故仍将其归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近代本土运动条目下述之。天国运动的指导思想杂糅中西文化，前贤中已有人述之，如萧公权先生曾将太平天国政治思想主要归结于三点：一曰反清复汉；二曰奉天博爱；三曰平等尚贤。关于天国政治思想内容之评价，萧氏有一句话说得颇为中肯：“学西洋而未得其富强立国之真谛，改旧习而自醉心于君主政治之恶套。”③ 单就思想言之，天国首领于基督教义颇有断章取义、改头换面之嫌，无怪乎西人或目天王为疯颠或预言天国之必败。天国整体之思想建设，或取自西人或变之于中土，其政治思想之统一性与连贯性、其精密严整程度，既不能与西方政治理论相提并论，亦不能与中土传统文化相抗衡，因此很难给彼时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意义体系和解释体系。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兼具政治意义与思想意义与一身，以其运动规模之大、冲击之广，颇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之效。天国运动所及之处于彼时中国旧有的社会风俗习惯的破坏，不稍宽假，以至于激起彼时中国维护纲常名教之主流士大夫阶层的不满，起兵与之相抗，曾氏兄弟、左、李辈便是其代表人物。回顾彼时中国历史，我们可以说这既是一种政治军事的对抗运动，同时更重要的也许是一场思想文化的对抗运动。这一点我们于咸丰四年三月曾国藩颁布的《讨粤匪檄》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捍卫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