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6)06-0064-03 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现象、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在各个历史时代，政治文化存在于人们的心理结构之中，主要显现于人们的政治行为、政治活动和政治生活中。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历史积淀为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而从历史过程来看就是传统政治文化。① 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构成人类文明的两大方面文化系统。两大方面的政治文化也各成体系。由于中国传统政治体系、政治结构和西方传统政治体系、政治结构迥然不同，因而中国的和西方的传统政治文化在历史进程、逻辑和体系等方面也不同或不完全相同，各自具有其历史时代的、空间上和民族的以及各个阶段的特色。 一、西方的幽黯意识与制度设定 西方文化有着悠久的性恶论传统。性恶论的人性假定构成了基督教原罪学说中浓重的幽黯意识。所谓幽黯意识就是：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有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不完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丑恶种种遗憾。② 这种对人生和宇宙中阴暗面的正视并不代表价值上的认同。实际上，这种幽黯意识是以强烈的道德感为出发点的。这种源于希伯莱宗教的性恶论传统区别于中外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如中国的法家、马基雅弗利、霍布斯)，也与西方现代功利主义和道德唯我论(ethical egoism)迥异其趣，后者在价值上接受人的私欲和私利，并以此为前提去考虑个人与社会的问题，但幽黯意识却在价值上否定人的私利和私欲，然后在此基础上求其防堵、求其疏导和化弥。因此幽黯意识对现实社会常有批判和反省作用。 加尔文教派在十六、七世纪的英国发展成为所谓的清教会(Puritan Church)。清教徒的教义含有极强烈的幽黯意识，主要是因为它的整个教义围绕着人神对比而展开。神代表至善而人却天生罪恶。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因此每个人的天性中都秉持基本的一点“神明”，但因人离开伊甸园背离上帝而汨没，亚当与夏娃离开伊甸园象征着人性与人世的堕落。人既然沉沦罪海，生命最大的目的便是追求神的宽恕，超脱罪海、获得求生。在希伯莱宗教神论中透露着人的罪性，与此同时，由于人是上帝所造，秉持神明都具有灵魂，因而具有不可侵犯的尊严。这样，人既具有与生俱来的堕落和罪恶潜能，又有通过刻苦劳作真心信仰上帝获得拯救的可能性。因此西方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浸淫着一种浓厚的罪欠意识和性恶假定。灵魂由于不死不灭，企求灵魂超度和永生最终在天堂和地狱的抉择中被拯救上天堂。这就构成了西方文化最基本的心理动因。但是，人虽可以获救，却永远不可能变得像神那样完美无缺。基督教充满了对人世间罪恶和黑暗的敏感，基督教的神示(revelation)一方面充满了慈爱和宽恕，另一方面也恶狠狠地晾出了人世间的真相，基督教的福音使罪恶意识牢系于人心，原罪理论使得基督徒对各种事情都在提防，随时准备发现那无所不在的邪恶。 以幽暗意识的出发点，基督教不相信人在世界上有体现至善的可能，因为人有根深蒂固的堕落性。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神的恩宠，人有获得拯救的可能，但人永远不能像神那样臻于至善，人神之间永远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从基督教看来，人既不可能神化，人世间也不可能有“完人”。人神不可通约也反映出超越秩序与世俗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世俗秩序依靠超越秩序提供价值动力支持和参照系。如果说希腊人是靠理性来追溯价值之源而人的有限理性却并不能充分完成这个任务，启蒙运动使理性的旗帜高高飘扬导致了科学的发达和技术的繁荣，这从某种意义上解读了世俗秩序和自然界的自然秩序，但理性并不能解决价值问题，不能回答宇宙万物的本原是什么，人世间一切人从何而来缘何而生，人的有限理性最多能获得部分真如，但理性在信仰领域却无能为力。这样人类的智慧和文明进化发展到了这样一个轴心时代，在这个轴心时代里出现了超越秩序的代表：上帝。他是一切价值之源，基督徒一方面用这个超越价值反照人世间的种种缺陷与邪恶，另一方面又用它来鞭策人向上努力。 人性恶的假定和幽黯意识的浸淫反映到社会政治制度设计上则可能加强对人的提防特别是对掌握世俗权力的人的提防，因为人有堕落的可能故而任何完人和神人都是不存在的。人性既然是不可靠的，权力在人手中极容易变成一种十分危险的东西，道德沉沦的前提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不因地位高低权力大小而有例外。有权人的罪恶性跟一般平民的堕落性没有什么两样(这与儒家坚信凡人皆可成圣成王判然有别)。在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看来，权力既然由人产生，它便具有无法消解的毒素，因此，权力诱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化。可以这样假定：每一种社会秩序的类型都以人性的特殊设定和估价为前提，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和评价，关系到文化共同体中人们行为的自律与他律。自由与秩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关系到选择何种社会调整方式去达到社会秩序。这种对统治者的心存疑虑和对掌有权力的人之人性根基的堕落假定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即权力有可能恶性膨胀和自行腐败。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文化中自柏拉图始便存有至善论的传统，这一传统同样导演出不同类制度安排③。 二、中国的主德、重德与人格自修 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政治结构上的家国同构，社会关系结构以伦理关系为基础，使人们道德观念的形成、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与人们的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追求人格的道德完善，强调君主和臣民道德人格自修，“身国共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民族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