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稳定不仅包括政治局面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它还指政治系统能灵活调控系统内部的运行和外部环境因素的突变，保持社会政治秩序的良性发展。从政治个体的角度来看则体现为对政治体系的高度认同，而这种认同又不是建立在对政治理性评价和分析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现代政治人格的基础上。 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仍然存在着政治不稳定因素。虽然，政治不稳定的表现有其政治经济社会等宏观方面的原因，但从个人政治人格的微观角度看，我国政治人格的传统性依然十分明显，是造成政治不稳定的深层社会基础。 政治人格是指在遗传和环境的双重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心理构成，主要表现为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影响的结果，本质上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心理的总和。同我国社会转型相一致，我国从塑造公民的现代政治人格入手，剔除传统政治人格中的不合理因素，吸收其进步有益的因素，并加以发展，促使政治人格也逐渐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稳定奠定深层的基础，这是实现政治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保障，而且现代政治人格的形成本身就应当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 我国的传统政治人格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缺陷却是比较突出的，亦即传统政治人格与我们追求的符合时代特点的新政治人格相比表现出的差距和弊端，不利于政治稳定： 1.政治情感在传统政治人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中经常起主导作用——理性缺乏。 中国古代以德来衡量从政人员的素质高低，强调“修身自省”，并且以此作为对个人的最重要的约束，而很少从法的角度来考虑对执政者进行约束。积极参与者的目的是实现儒家所描绘的“仁政”，“大同”的政治蓝图，并以此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 在政治行为选择的过程中，则是政治冷漠和政治躁动交替出现。在前工业社会，人们对政治感到神秘莫测，不能影响政治过程，形成卑微心理，因而只好幻想能有代表和表达他们利益的“清官”为其做主，以维护自己应有的利益。对政治的这种认识，必然造成人们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缺乏。与之相反，有的人则认为人类的一切问题，包括矛盾和冲突只要通过政治手段便能得以圆满解决。不论该社会矛盾和冲突属何种性质，动辄就诉诸政治手段，而且冲突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往往酿成暴力冲突。理性缺乏导致他们对政治的认识是模糊的，参与是盲目而又不自觉的，因而表现出要么对政治抱冷淡、无所谓的态度，要么又表现为一种失去理智的狂热。 2.政治人格双重化——独立性缺乏。 社会成员既是“主人”又是“奴才”。家长制和依附顺从的品性，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个体缺乏平等观念和独立人格，集中到一点，他们仅是政治的附属物。 普通民众的双重人格表现为在家庭内部，以“孝”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他们可以是父母，是主人。在社会中，个人又被强调必须“忠”，服从天子的统治，只有在被逼到无法生存时，才会揭竿而起，以暴制暴。总而言之，他们的命运操纵在别人的手中，有一种无可奈何的依附心理。对于官僚来说，在皇帝面前，他们是微臣，是奴才，在普通民众面前，又是大人是父母官。每个官僚，既是主人又是奴才。因而整个专制社会，从平民到皇帝，都只能依附“权力”而生存。他们缺乏理性精神，无法对政治行为和政治事件进行独立的思考，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他们往往会人云亦云，盲目依附别人的意见和看法，容易受人欺骗，盲目狂热，在政治生活中是毫无自主性的附属物，而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主体。 3.政治人格中政治参与的被动——主动性缺乏。 传统条件下，更多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排斥多元的社会利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因而公民在从事政治活动时，并没有多少实际内容。参与政治对普通民众来说是空洞的，在没有具体的实际利益支持而政治参与又缺乏有效的途径、人们的政治效能感极弱的条件下，广大民众缺乏政治参与的热情是必然的。因此在没有召唤起多数人自觉的政治积极性之前，人们的政治参与往往是听从个别领袖的动员性参与。个体往往只是因为个别领袖的个人魅力来作出判断和选择，这往往是不可靠的，而且对政治稳定来说，甚至是非常危险的。 4.“小集团”和“闭锁性”的政治人格——开放性缺乏。 “小集团”人格表现为将社会伦理带入政治，强调建立自己的人情关系网，强调为自己人服务，使“社会人格”蜕变为“小集团人格”，强调人情大于法，在执法上内外有别。在政策的选择上，更多是从小集团利益出发，而不顾社会及长远利益，这必然导致许多“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做法。 “闭锁性”人格，主要是指一种自我封闭型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传统上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这种内生型的经济形态，再加上中华民族在对外政治、军事关系中积累的体验，使得民族心理上表现出自负又自我封闭的心情，认为本国是天朝，而他国“非蛮即夷”，不愿意与他国进行大规模的交往。而当这种盲目自大和自豪感在1840年被打破之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
